對于宏觀政策的認識正在從去年底近乎一致地認為應該實施從緊的聲音中開始分化出不同的聲音。而在從緊政策實施已有一段時日的今天，更多的反思和觀點的激烈碰撞將會讓判斷更加理性。
“宏觀經濟有多個目標，如平穩(wěn)物價、發(fā)展經濟、增加就業(yè)等，如果在這個框架下考量，很直率的說，現在從緊宏觀政策是有些過了�！苯洕鷮W家任若恩這一觀點得到許多CFO和銀行界人士的認同。這一觀點也意味著對于宏觀政策的認識正在從去年底近乎一致地認為應該實施從緊的聲音中開始分化出不同的聲音。而在從緊政策實施已有一段時日的今天，更多的反思和觀點的激烈碰撞將會讓判斷更加理性。
輿論在分化
從目前的形勢上看，宏觀經濟形勢似乎讓人略略松了口氣。
相比去年四季度到一季度，今年二季度以來CPI走勢趨向平穩(wěn)。推動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一季度CPI的上漲有很多因素，其中主要因素是食品與居�。òńǚ考把b修材料、房租、自有住房以及水、電、燃氣等與居住有關的項目）的價格。如今食品價格已有所下滑。
根據任若恩的分析，如果CPI能按這個趨勢向下走，那么緊縮也許就會告一段落。不過任若恩指出，這個調整不會太快。根據中央決策的習慣，通常是12月份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第二年的基本政策，第二年七八月份召開北戴河會議，再對基本的宏觀政策做一些評估和調整。因此，如果要調整宏觀經濟政策，也應該不是非常迅速。然而，現在可以看出，輿論正在分化。從去年底到今年一季度，幾乎所有人都同意經濟政策從緊。但現在有了不同的聲音，其中最典型的是保增長還是保物價的權衡，決策層內部也正在討論。
任若恩認為，要統(tǒng)一觀點需要時間。就CPI而言，今年二月份是一個最高點，從六月份開始下滑，如果一致保持這樣的趨勢，還是讓人比較放心的前景。但全年政府預期4.8的目標是一定完成不了的，所以希望政府能夠現實地考慮和接受這樣一個事實。
但任若恩同時提出，對CPI的影響除了內部因素外，一些外部因素將更復雜。比如能源的價格。從國際市場上看，現貨跟著期貨價格往上走，而期貨價格如今也不是完全取決于供求關系，而是有很多金融投機的因素在里面�；驹蛟谟�，美國次級債危機后，金融市場以及房市低迷。這就導致很多資金從房市中退出；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貨幣市場，即外匯市場也因為美元的一路下跌，很多資金從中退出。因此，這些資金紛紛涌入大商品市場。
另外，在美元下跌時，石油輸出國積累了很多美元。面對美元資產縮水，他們只得用油價來彌補損失。這樣幾股力量摻雜在一起讓問題變得更復雜。因此，需要密切關注的是美元未來的匯率走勢。
美元主動貶值是為了解決美國自身的問題。次級債危機前，主要解決的是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美元下跌使其債務減輕，但同時給其他國家?guī)砹藫p失。但美國自身也有吃虧，原因在于，雖然美國生產產業(yè)對油的需要不大，因為美國的產業(yè)是以服務為主。但居民生活對油的需求巨大。如今的形勢是，利益集團賺錢，居民虧錢。這一情況將可能直接對政治層面產生影響。任若恩表示，油價總也會漲到美國無法承受的時候。因此，如果美元不是老跌，那么油價應該會有所下降，這樣中國輸入型通脹會逐步減弱，加之國內CPI趨向平穩(wěn)。從緊政策應該可以有所減弱。另外，國內緊縮已經緊到一定程度上，繼續(xù)再緊各方面的抵觸會很多。
同時，中國此次上調成品油價格，直接的結果是會拉動CPI，影響一些企業(yè)成本。但國內油價上漲同時會影響國內用油需求，這樣對國際油價又能起到一定的平抑作用。
因此，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因素較為復雜，下一步將如何還需拭目以待。
對企業(yè)的影響
目前，持續(xù)了一段時間的從緊政策已經給企業(yè)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一些CFO表示，從緊政策需要CFO們對投資融資重新進行梳理。宏觀調控的影響在去年年底還不是很明顯，但今年影響開始浮現。據他們反映，去年年底到今年一季度，企業(yè)應收賬款明顯增多，由此引發(fā)的企業(yè)三角債所帶來的一些連鎖反應開始加重，很多企業(yè)都意識到現金流的問題。他們表示，估計今年二季度、三季度從緊對企業(yè)的利潤影響就會更加顯現。
另外，CFO們表示，前兩年企業(yè)利潤結構中有很大一塊利潤來源于股市等金融市場的投資。如今股市下挫也影響了這些企業(yè)的利潤。加之，油電價格的上漲、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都構成成本上升因素。
面對企業(yè)真實的困境，一些CFO對宏觀調控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中國鋼研科技集團公司財務部主任李連清坦言：“我感覺現在的調控更像是西醫(yī)，是哪里出現問題就對癥下藥，抑或是動手術直接切除病灶。但宏觀調控往往是牽一發(fā)動全身，更應該如中醫(yī)般，講究針對全局的‘調理’�！�
有CFO表示，之前的宏觀調控大多是以財政政策為主，現在則幾乎都是貨幣政策，在匹配方面不是很協(xié)調。他們認為，應該讓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各自起作用。
而談到從緊政策對銀行的影響時，內外資銀行也有各種聲音。深發(fā)展銀行北京東城支行副行長劉繼濤表示，“相比國有商業(yè)銀行，規(guī)模相對較小的內資股份制銀行壓力蠻大的，如深發(fā)展銀行。因為這些銀行主要業(yè)務是存貸款等傳統(tǒng)業(yè)務，所以受緊縮政策的影響比較大。由于人才欠缺等因素，要轉向為中間業(yè)務，或是理財產品等還是比較困難的。”
荷蘭銀行中國區(qū)CFO支昀曄則表示，雖然目前存款準備金已經處于歷史上很高的位置，但他們預計還有可以繼續(xù)上調幾個點，如果這樣將會對對銀行有很大影響，因為資金放在央行的利率是很低的，超額準備金則更低。
任若恩總結到，在宏觀經濟的決策方面確實需要考慮更多因素。以人民幣升值為例，升值主要是因為順差。但事實上，去年和今年在順差問題上已經有很大變化。貿易順差增長去年比前年是有所上升。而今年1~5月份，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將近10%.事實上，順差對本國并不會帶來壞處。中國減少順差是迫于國際壓力，但這將對出口型企業(yè)不利。“出口企業(yè)正叫苦連天，這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博弈的問題。例如，我們可以發(fā)現，每次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來中國時人民幣都要升值，之后又下降。”
另外，決策往往是各種力量均衡的結果。任若恩表示，如今對人民幣匯率重新思考的聲音越來越高。當然，從以往的經驗來看，從發(fā)出聲音再到決策需要很長的過程。如果要把原來的從緊政策完全“掉頭”，阻力難免很大。經濟決策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決策層需要多方權衡。
從緊政策以及油電漲價等不利因素對企業(yè)，尤其是對制造業(yè)的影響究竟會有多大。任若恩表示，現在談影響還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要看政府是只有一個政策還有后面還有相應的其他政策加以補救。例如，是不是會放松出口等等。不過對于從緊政策下的企業(yè)生存，似乎沒有特效藥，只能看企業(yè)自身的消化能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