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世界銀行和普華永道聯(lián)合公布了一項納稅成本的調查報告。報告稱，中國公司以“每年納稅花費872小時（增值稅384小時，社會保險和住房基金288個小時，企業(yè)所得稅200個小時）；交稅48次（比如增值稅一年要交12次，土地使用稅1次，財產稅1次，印花稅2次，教育稅是13次等），在全球175個被調查國家（地區(qū)）中，納稅成本高居第八位。日前，國家稅務總局相關人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反駁了這一結論，認為該報告采用的統(tǒng)計方法和數(shù)據(jù)均不準確。中國的納稅成本是高是低？兩機構何以各執(zhí)一詞？記者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安體富。
世行把稅費弄到一塊了
南都周刊：世界銀行和普華永道得出的中國納稅成本位居全球第八位的結論，在你看來，是否準確可信？
安體富：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官方，中國都很少用“納稅成本”這一評價體系，至少在公開的刊物和資料上，沒有看到。中國多用的是“征稅成本”這一概念。從征稅成本上說，中國肯定是比較高的。中國征稅人員大概是一百萬，美國才二十萬，咱們征的稅收比他們美國要少多了。若按照人均征稅成本來算，中國的征稅成本是比較高的，這點稅務部門也承認。當然，征稅成本高的原因也很復雜。
中國目前有二十幾種稅，但世行和普華永道報告稱中國有四十七種稅，這四十七項是一個什么概念呢，我估計他們是把中國的一些收費都算進去了。
南都周刊：對稅費的不同判斷導致了中外機構統(tǒng)計口徑的差異？
安體富：世行把兩者弄到一塊了。看世行統(tǒng)計的每年納稅時間872小時里，它提到了增值稅、企業(yè)所得稅，再有是社會保險和住房基金，社會保險和住房基金當然不是稅啊。在國外，社會保險有的是征稅有的是收費。所以這里頭，世行肯定是把一些費算進去了，中國沒那么多稅啊，這肯定是不對的。
南都周刊：那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收費項目是不是太多了？
安體富：當然，中國的稅費體制不規(guī)范，費太多了，這也導致一些部門時常違規(guī)收費。
合并稅制是降低納稅成本的方案
南都周刊：你剛才也說到了征稅成本，征稅成本與納稅成本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納稅成本高，是否就意味著征稅成本高，效率低？
安體富：稅收成本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征稅成本，指稅務機關和人員的各種工資、獎金、福利以及基建，征稅過程的開銷等加在一塊的總花費。這個花費，很難算的，而且國家也都是保密的，不對外公布。另一個就是納稅成本。我們過去對納稅成本研究得不夠。從理論上講，納稅成本不僅包括多少人、花費時間、需要的設備；甚至也包括偷漏稅、精神損失等。比如，中國曾因為增值稅發(fā)票造假等槍斃了100多名違法人員，這在世界上也是少見的。這個成本要是算進去，就更高了。
這兩者之間并不是你高我低的關系，征稅效率的某些因素與納稅成本有關，有的則無多大關系。如果納稅手段比較現(xiàn)代化、稅制比較簡化，納稅效率就比較高；如果納稅服務比較周到，稅務部門主動為納稅人服務，這樣也會減少納稅成本。
南都周刊：在目前情況下，可以從哪些方面著手做一些改革，來降低納稅成本？
安體富：一是“稅制優(yōu)化”，新一輪稅制改革的原則就是“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按這個原則就可以降低納稅和征稅成本。
南都周刊：有一種觀點認為，納稅成本高可能與分稅制的財政體制有關系。一些稅項，要分別向地稅、國稅兩個部門交。從這個角度來看，有沒有整合這兩套征稅體制的必要？
安體富：關于分稅制問題，在國外也存在。對稅務的征收，有的國家有兩套機構、有的是一套機構。中國當初采用這個體制，地稅、國稅分開征，初衷是為了保證中央的財政收入。但實行這一體制后，征稅人員增多了，納稅也肯定復雜了；不僅僅是分成國稅和地稅，還衍生了更多的方面，有征稅的、有檢查的、有涉外的……
中國本來也想根據(jù)國情確定納稅系統(tǒng)，但在一些地方，地方稅還沒有形成體系，越來越多的稅都要通過國稅來收。從這個角度看，中央、地方的稅項合并起來比較好。但中國的機構改革，要分容易，合起來就難了，財政機構的改革也是這樣，因為這勢必要影響到很多人的利益。所以，之前整合分稅制的方案被擱置了，這也是以后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的稅負是比較高的
南都周刊：世行和普華永道稱中國的總稅率是77.1%，國家稅務總局反駁說其計算方法有誤，一些稅率是不能累加的，是這樣嗎？
安體富：稅負可以有很多指標來衡量。有宏觀稅率，還有微觀稅率，就是企業(yè)稅率，還有各個稅種的稅率。稅收負擔，一般我們用宏觀稅負衡量，就是國家稅收收入占GDP的比率是多少。世行和普華永道用的是什么指標，我不太清楚，但要說是77.1%，我不太認同。我給你舉個例子，福布斯不是每年公布稅負排名嗎？中國排名位居前例，我為此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探討我國稅負的高低問題。
南都周刊：對，好像是排名第三還是第四？
安體富：有時候第三，有時候第四，2005年排名是第二，第一是法國。這是怎么排出來的呢？首先就是指標問題，福布斯用的有企業(yè)所得稅、個人所得稅、銷售稅（就是我們指的增值稅），還有社保金，包括雇主交的社保，雇員交的社保，福布斯把這些，一共大概是五項，還有一個財產，簡單地加一塊，這樣算，一下子就把總額給拉上去了。就是這樣的一個統(tǒng)計數(shù)字，也比實際的要高，我估計，他是把住房公積金大概也算進去了。怎么能這樣相加呢？
但你要是說衡量其他國家選用的也是這些指標，這就牽扯到選用指標的現(xiàn)實合理性問題了。稅制都是復稅制，不是一種、兩種的，是好多種稅。稅制結構是不一樣的，中國是發(fā)展中國家，它是以流轉稅為主體稅，西方國家則是以所得稅為主體稅制。所以，選擇的指標本身能否科學地衡量稅負，是問題的關鍵，一般比較有可比性的指標可能還是稅收占GDP的比率，這個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踐部門都比較認可。
南都周刊：那中國稅收占GDP的比率是多少？
安體富：這個也有不同的比較口徑。稅不是整個GDP的全部負擔，因為除了稅，中國還有費，包括預算內，預算外，社保基金等�，F(xiàn)在公認的有三個口徑，一個是小口徑，稅收稅入占GDP的比率，一個是中口徑，財政收入占GDP的比率，財政收入主要源自稅，但中國還有其他的來源。中國的財政收入往往是計算預算內的，不算預算外，它原來還有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比如一些亂收費啊等收入。再有一個大口徑就是政府收入占GDP的比率，政府收入包括預算內，預算外，制度外，社�；鹗杖�，另外甚至還可以考慮債務，因為過去我們是把債當作收入的。這樣算，中國跟國外比，它的計算口徑就很復雜。按照現(xiàn)在的小口徑，中國稅收收入占GDP的比率，在2006年到達18%了。
南都周刊：這18%的比率與其他國家的稅負比是高還是低？
安體富：這不能簡單地比較，要分給發(fā)達國家比還是跟發(fā)展中國家比。簡單跟發(fā)達國家比，他們肯定比我們高得多。但與發(fā)展中國家比呢，發(fā)展中國家基本上沒有算社保收入，我國的社保收入目前大概占了GDP的4%，18%加4%，就是22%，這個比率與發(fā)展中國家平均水平比，起碼只高不低。如果我們把預算外，制度外收入都算進來，大概在35%左右，這樣稅、費加起來，這就比較高了，這點官方也承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