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稅改革一石激起千層浪，各界人士在熱議的過程中，盡管意見彌足珍貴，但是這些議論中也存在著諸多嚴重誤解與誤讀傾向，及時廓清這些看法十分必要。
首先，有人認為，此次個稅改革是“新時代的均貧富”，我很難同意這種看法。其實，人們樂于談論“均貧富”話題，在于人們身陷于社會貧富差距的無奈與無助中，當國家利用巨大的經(jīng)濟杠桿來調(diào)節(jié)財富分配的時候，得到改變的并非只有經(jīng)濟政策，還有經(jīng)濟熱潮下人們躁動的情結(jié)與心態(tài)。個稅被賦予更多更大超出它本身機制的期待，根本無需用時間來證實就可以說，這顯然是個稅無法承載之重。
稅收屬于二次分配范疇，它對于貧富差距的校正，其幅度與范圍都是有限的。貧與富差距的大格局，是在第一級生產(chǎn)關系中鑄就的：資本獲利潤，土地獲地租，勞動獲工資。擁有什么樣的生產(chǎn)要素，就憑什么在經(jīng)濟活動中獲取經(jīng)濟報酬。在有資本參與運行的市場經(jīng)濟中，勞資之間的收益不能同日而語。就是在勞動者范圍內(nèi)，不同地區(qū)，不同工種，不同行業(yè)，收入也霄壤之別。稅收作為調(diào)節(jié)器，只是在大格局分配之后的小調(diào)整。這一點，無論如何也不要期望過了頭。事實上，個稅改革根本不能改變財富分配的大盤子。打個比喻，第一級分配是“大腿”，第二級分配是“小腿”，你能指望“小腿”扭過“大腿”？
進一步講，在國家稅源中，個人所得稅只是一個小稅種。2004年全國征收個稅1700多億元，占稅收總量不到7%.所以，稅制改革決不可能全面糾正分配不公，也決不可能大幅縮小貧富差距。
但這并不是說個稅改革無所適從，因為它確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窮人的稅負，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富人本應承擔的稅負。在一個貧富差距肆意橫行的背景下，這種調(diào)整還真在民眾心目中引起久旱逢甘雨的感覺。目前中國的現(xiàn)狀是，在總體上，中國稅負之重已經(jīng)進入世界前列國家，據(jù)《福布斯》發(fā)布“全球2005稅務負擔指數(shù)”，中國稅負排名全球第二高；而國家個稅65%來自工薪階層（2004年），中國富人的稅收負擔在世界上居然是最輕的。
其次，是過分寄希望于增加富人稅負。如何讓富人承擔更多的稅務責任，提高起征點是近來的普遍看法。但華東政法學院商學院院長汪康懋教授另辟蹊徑，他以此次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上調(diào)為切入點，設計出新的財稅模型，通過開征新的、主要面向富裕人群的消費稅種，據(jù)計算可使稅收增加3710億元。根據(jù)這一模型，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上調(diào)、企業(yè)所得稅降低、生產(chǎn)型增值稅調(diào)整為消費型增值稅等減稅方案使稅收減少850億元，而開征高檔消費稅、博彩稅、煙草稅、汽油稅等方案可使稅收增加3710億元。這些新增的稅種不僅稅源穩(wěn)定，而且納稅人主要是比較富裕者，還能夠部分地約束一些不道德或非環(huán)保的行為。
這的確是一個相當有水準的建言，對此我并無異議。問題在于，我們似乎忽略了富人們的避稅能力。我國目前雖有表面完善的分類累進個人所得稅制度，但“富人少納稅”已是不爭的事實。去年我國個人所得稅收入將近1700多億元，65%來源于工薪階層，而真正高收入群體的納稅并不是很多。富人“合法”避稅的辦法五花八門，“非法”逃稅的辦法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前者指的是稅法漏洞，問題出在立法；而后者指“惡意”逃稅，問題出在納稅義務人。
所以，關于此次個稅調(diào)整，不應該走向兩個極端。我認為，在中國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的困局下，個稅調(diào)整應以降低結(jié)構性稅負為首要目標，同時提高征稅部門與富人進行納稅博弈的智慧與能力，否則，再好的稅種模型，也可能“變橘為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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