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進入2015年，決策層對提速改革頻頻釋放信號。

1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與企業(yè)家、經濟學者座談聽取對《政府工作報告》意見時明確表示，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tài)，必須按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快進鍵”。這意味著自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后，確定的15個領域336項重要改革舉措將密集出臺。

作為改革中具有牽一發(fā)動全身作用的財稅改革，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2月2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召開，會議認為，應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qū)間，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加力增效。

在全國兩會召開之前，常務會議強調積極財政政策方向不變，為改革方向定下基調。結合《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新一輪的財稅體制改革將從預算管理制度、稅收制度體系、中央與地方政府間事權與支出責任關系三大方面全面推進，最終在2016年基本完成重點工作和任務，2020年基本建立現(xiàn)代財政制度。

預算改革先行鋪墊

新《預算法》正式實施，成為財稅改革重要一環(huán)。

今年1月1日新《預算法》實施，相比以往，新修改的《預算法》由79條增加至101條，改動共計82處，在預算管理制度、預算控制方式、地方債務風險、轉移支付制度、預算支出約束等方面實現(xiàn)了重大突破，為進一步完善政府預算管理，建立全面規(guī)范、公開透明的現(xiàn)代預算制度提供了法理基礎。

在經過20年的首次大修后，預算法最終經過4輪反復修訂，終于在去年結束。新法實施意味著預算管理制度改革正在法治化軌道上提速，成為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重要突破口。

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并審議通過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根據改革方案，預算管理制度改革是基礎、要先行。按照這個邏輯，圍繞預算法實施的配套改革方案相繼出臺。

2014年9月26日，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按照新修訂的預算法，改進預算管理，國務院印發(fā)了《關于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決定》，從“完善政府預算體系，積極推進預算公開；改進預算管理和控制，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加強財政收入管理，清理規(guī)范稅收優(yōu)惠政策；優(yōu)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強結轉結余資金管理；加強預算執(zhí)行管理，提高財政支出績效；規(guī)范地方政府債務管理，防范化解財政風險；規(guī)范理財行為，嚴肅財經紀律”等七個方面，對預算管理改革作出進一步規(guī)定，以改進預算管理，建立并實施全面規(guī)范、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

對于現(xiàn)代預算制度的建立，政策層面已經釋放出更積極的信號。

在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表示，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2015年中國政府將進一步深化預算體制改革，持續(xù)推進財稅體系改革，使財政政策為促進經濟結構改革和經濟增長發(fā)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2月2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召開，這也是2015年全國兩會召開之前的最后一次常務會議，此會議的召開對兩會熱點的把握具有重要作用。

根據會議精神，要堅持創(chuàng)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加強定向調控，加大財稅政策支持力度，用減稅降費鼓勵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新，帶動社會就業(yè)和調節(jié)收入分配。

稅制改革鎖定六項任務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2015年作為“十二五”收官之年，稅制改革的最終路徑也鎖定在增值稅、消費稅、資源稅、房地產稅、環(huán)境稅和個人所得稅，等6個稅種，而在今年年底，“營改增”也將迎來收官之舉。

按照財政部的計劃，2015年將力爭把“營改增”范圍擴大到建筑業(yè)、房地產業(yè)、金融業(yè)和生活服務業(yè)等領域。不僅如此，多種跡象顯示，無論是《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還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全面完成營改增的時間表基本指向2015年，這意味著“十二五”結束之時，“營改增”將推廣至全國所有行業(yè)，相應的會廢止營業(yè)稅。

不過，在營業(yè)稅廢止之前，“營改增”帶來的減稅效應對多數企業(yè)來說是一個利好，數據顯示，從2012年營改增在上海試點以來，其減稅規(guī)模就達1918億元。隨著營改增推向全國所有行業(yè)，其減稅規(guī)模可望達到5000億元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六大稅改項目中一個重要內容，“營改增”的收官也加快了其他稅種改革的進度。

2014年11月28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調整了成品油等部分產品消費稅。此次成品油消費稅調整是自2009年成品油稅費改革后我國首度調整成品油消費稅，由此拉開了消費稅改革的序幕。

根據財政部的規(guī)劃，下一步消費稅改革應重點集中在調整征收范圍，優(yōu)化稅率結構，改進征收環(huán)節(jié)，增強消費稅的調節(jié)功能等方面。不僅如此，在資源稅方面，從價計征的范圍將逐步擴展到其他金屬、非金屬礦產品和水流、森林、草原、灘涂等自然生態(tài)空間。

對此，財稅界人士紛紛表示，“十二五”最后一年，稅制改革應該改變過去臨時性政策的原則，轉而建立一種長期性政策安排，使改革能在一個確定性的環(huán)境中進行。

3月1日，《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正式施行，這一備受矚目的新規(guī)，對于不動產登記信息的整合與共享做出了詳細而明確的規(guī)定，有利于摸清中國的住房家底，據此依法實施產權保護，并科學制定實施方案和調控政策。

按照三中全會要求，改革確定的15個領域共包括336項重要改革舉措，從2014年開始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關于改革的一系列舉措密集出臺，中國也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

央地關系重在事權上收

2014年，預算制度改革作為基礎已密集出臺了一系列制度措施，這些為理順分級體制提供了條件，在此背景下，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將是未來財稅改革的終極目標。

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未來要保持現(xiàn)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wěn)定，并要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這意味著短期內，中央和地方在財力格局上仍然會維持中央占有絕對財力的格局。

據悉，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建立于1994年實施分稅制改革后。為了彌補地方政府的支出缺口，中央通過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向地方提供資金。

根據2014年的數據，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4.7萬億元。中央和地方的財力分配上的比例是58∶42，即中央財力達到了58%，但是中央本級支出為15%，意味著剩下的43%主要是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實現(xiàn)對地方的管理。

對于43%的轉移支付能力，財稅界和決策層存在不同的觀點。主要分歧點在于中央財力是否過于集中且偏高。

財稅界人士認為，從稅制結構本身來說，中央對地方43%的轉移支付仍然偏高，但是按照三中全會意見，中央財力基調已經確定，如果不調整中央對地方43%的轉移支付比例，那么轉移支付結構上的調整只能最終落在事權和支出責任上。

目前的思路是不減少轉移支付力度的情況下，只能通過上收部分事權來實現(xiàn)與轉移支付相吻合的方案。這似乎更符合當前改革的預期，根據三中全會《決定》，未來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中央可通過安排轉移支付將部分事權支出責任委托地方承擔。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九次會議上，對于央地關系，習近平強調要統(tǒng)籌謀劃、協(xié)調推進中央和地方改革。需要中央先定調子、劃底線的，要按照統(tǒng)一部署及時給地方交底。需要地方先探路子、創(chuàng)造經驗的，中央要及時給予授權，有效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