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稅改革一石激起千層浪，各界人士熱議、激評此次稅制改革。但一些議論中卻存在著諸多嚴重誤解、誤判與誤讀傾向。及時廓清這些看法十分必要。

　　第一種思想傾向認為，此次個稅改革就是“新時代的均貧富”。

　　人們樂于談論“均貧富”話題，在于人們身陷于社會貧富差距的無奈與無助。當國家利用巨大的經(jīng)濟杠桿來調節(jié)財富分配的時候，得到改變的并非只有經(jīng)濟政策，還有經(jīng)濟熱潮下人們躁動的情結與心態(tài)。個稅被賦予更多更大超出它本身機制的期待，根本無需用時間來證實就可以說，這顯然是個稅無法承載之重。

　　稅收屬于二次分配范疇，它對于貧富差距的校正，其幅度與范圍都是有限的。貧與富差距大格局，是在第一級生產(chǎn)關系中鑄就的：資本獲利潤，土地獲地租，勞動獲工資。擁有什么樣的生產(chǎn)要素，就憑什么在經(jīng)濟活動中獲取經(jīng)濟報酬。在有資本參預運行的市場經(jīng)濟中，勞資之間的收益不能同日而語。就是在勞動者范圍內，不同地區(qū)，不同工種，不同行業(yè)，不同“領色”，收入也霄壤之別。稅收作為調節(jié)器，只是在大格局分配之后的小調整。這一點，無論如何也不要期望過了頭。

　　進一步講，在國家稅源中，個人所得稅只是一個小稅種。2004年全國征收個稅1700多億，占稅收總量不到7％。所以，稅制改革決不可能全面糾正分配不公，也決不可能大幅縮小貧富差距。

　　不過，也不能小看個稅改革，因為它確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窮人的稅負，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富人本應承擔的稅負。

　　第二種思想傾向是，將個稅起征點看作此次個稅改革的關鍵，并進一步認為只有提高起征點才能縮小貧富差距。

　　瀏覽最近以來媒體有關個稅改革討論，幾乎每文必議“起點”。從1200元、1500元、2300元、3000元直奔5000元，都被拿出來討論。我以為，起點多少只是一個技術問題。問題的關鍵是，作為個稅，有兩個最重要的基本前提：一是個稅應當承擔國家總稅收的比例，二是不同收入層中各自負擔的份額。

　　從賦稅原理上講，它的起征點必須考慮一個家庭平均的基本生活費用。就是說，在基本生活費的額度內，不承擔個稅負擔。有人以此計算出，三口家庭月收入3000元起征個稅較合理，可聊備一說。有了這個基點，我們可以計算出個稅在國家總稅收中擔負比重。這個比重，在不同國家不同經(jīng)濟發(fā)展階段是不同的。去年，個稅比重約為7％。與此并重的，是不同收入層的稅負問題。只有解決了這兩個基本點，才可能計算出合理的征稅起點。藉此，我們有理由呼吁，盯住決定征稅起點的這兩個關鍵問題，而不是總關切枝節(jié)的技術問題。

　　另外，那種認為起點越高越好的看法，是對賦稅原理的背離。過高了，可能高收入層稅負加重，但是可能放走那些本應納稅的中收入層。這未必能夠使稅收起到分配調節(jié)器的作用，可能還會帶來負面影響。

　　第三種傾向是，過分寄希望于增加富人稅負。

　　如何讓富人承擔更多的稅賦責任，提高起征點是近來的普遍看法。但華東政法大學商學院院長汪康懋教授另辟蹊徑，他以此次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上調為切入點，設計出新的財稅模型，通過開征新的、主要面向富裕人群的消費稅種，據(jù)計算可使稅收增加3710億元。根據(jù)這一模型，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上調、企業(yè)所得稅降低、生產(chǎn)型增值稅調整為消費型增值稅等減稅方案使稅收減少850億元，而開征高檔消費稅、博彩稅、煙草稅、汽油稅等方案可使稅收增加3710億元。這些新增的稅種不僅稅源穩(wěn)定，而且納稅人主要是比較富裕者，還能夠部分地約束一些不道德或非環(huán)保的行為。

　　這的確是一個相當有水準的建言，對此我并無異議。問題在于，我們似乎忽略了富人們的避稅能力。我國目前雖有表面完善的分類累進個人所得稅制度，但“富人少納稅”已是不爭的事實。去年我國個人所得稅收入將近1700多億元，65%來源于工薪階層，而真正高收入群體的納稅并不是很多。富人“合法”避稅的辦法五花八門，“非法”逃稅的辦法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前者指的是稅法漏洞，問題出在立法；而后者指“惡意”逃稅，問題出在納稅義務人。

　　對于提高富人稅負萬萬不可盲目樂觀，更不要低估他們的博弈手法。這里，我們撇開兩種富人：一是道德最好的；一是道德最壞的。前者會如數(shù)納稅，甚至捐款做善事；后者可能幾乎不繳稅。我們講一般富人。金錢，就是權利，“金錢能使鬼推磨”。富人在一般情況下，都會利用自己的權利減小應繳稅款。所以，我有如下憂慮：“富人多征稅難以操作，霸王硬上弓可能付社會成本”。

　　進一步講，我們的稅務管理人員，至少目前還有待大大提高與富人進行納稅博弈的智慧與能力。否則，汪教授設計的開征博彩稅等富人稅種模型，可能走“變橘為枳”路線。

　　第四種傾向是，忽視此次個稅改革的目標，是通過調整個人所得稅而達到社會經(jīng)濟關系和諧，特別是達到貧富和諧。

　　其實，個稅不過是每個公民給國家公務員、給政府支付的“勞務費”。我們生活在這個社會中，政府及其公務員為我們提供著社會生活的各種服務，公民必須為此支付費用。合理的個稅的設計，必然公正規(guī)范著社會成員按照收入多少支付這筆“勞務費”，那末自然有利于貧富之間的和諧相處。

　　我認為，對于中國經(jīng)濟社會來說，緩解貧富矛盾，化和勞資對立，是十分迫切的任務。一個社會，如果貧富能夠和諧，將為穩(wěn)定打下基礎。我們知道，貧富之間的差距愈益拉大，是中國經(jīng)濟社會目前面臨的重要困局。雖然說個稅改革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這種差距，但個稅機制卻能有效地對其進行調節(jié)，使之趨向于和諧。

　　在建構和諧經(jīng)濟社會的今天，我們有理由期待個稅機制從以下兩個方面發(fā)揮作用：一是調節(jié)貧富差距，二是降低結構性稅負。如果這雙重的目的達到，貧富和諧將會向前推進一步。

　　那位以創(chuàng)新理論聞名于世的經(jīng)濟大師熊彼特說過：“一個民族的精神風貌、文明程度、社會結構以及政策可能釀成的行為方式，所有這些甚至更多，都記錄在它的財政史上?！痹谒墓P下，一國的財稅制度如同神仙手中的魔鏡。我們期待稅務管理部門，能玩轉這個智者見智、高者見高的“魔鏡”，導演出皆大歡喜的中國當代財稅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