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晚清財政史研究，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也存在著一些闕失，值得認真回顧和總結(jié)。在已經(jīng)發(fā)表的有關(guān)學術(shù)史綜述中，對晚清財政史的研究涉及很少，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本文在總體回溯的基礎(chǔ)上，重點縷述幾個重要的專題研究和突出成果，最后討論晚清財政史研究的特點與不足。同時需要說明，由于視野和語言的限制，本文所涉及的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限于日本。掛一漏萬與不妥之處也請讀者批評指正。

    一、學術(shù)史回顧：晚清財政史研究概述

    應該說，對晚清財政史的研究，并非始于20世紀，在19世紀末已經(jīng)開始。1897年，上海廣學會出版了英國駐上海領(lǐng)事哲美森的《中國度支考》（林樂知譯），該書雖冠名“中國度支”，實則專門敘述清代特別是晚清的財政。該書的目錄較為龐雜，共分為“總論”、“政府疆吏交際”、“直省解京款項”、“漕運京餉”、“額外京餉”、“海關(guān)洋稅”、“歲人總論”、“地丁銀”、“漕糧”、“鹽課鹽厘”、“百貨厘金”、“新關(guān)洋稅”、“常關(guān)稅”、“土藥稅厘”、“雜稅”等36目。僅從繁雜的目錄來看，《中國度支考》不是一部研究性著作，更多的具有資料選編色彩。當然，其資料也彌足珍貴，劉錦藻編撰的《清朝續(xù)文獻通考》就有所引用①，并稱晚清戶部的報告，“多脫誤，外人指其不合”，而哲美森的記述，“外人信為無誤”。這也正揭示出《中國度支考》的史料價值。

    進入20世紀后，廣智書局1904年出版了梁啟超的《中國國債史》，梁氏對晚清的“國債”進行了初步的梳理。而吳廷燮的《清財政考略》（1914年鉛印本），則是國人從整體上研究清代財政的第一部著作，對晚清財政亦有涉及。191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王振先《中國厘金問題》，是國內(nèi)學者研究厘金問題的第一部著作，受到同時代的國外學者的注意。②此后，專門研究清代財政的專著不多見，最值得注意的是羅玉東的《中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清朝續(xù)文獻通考》卷66，“國用四”；卷68，“國用六”，商務印書館1955年重排本。

    按：《清朝續(xù)文獻通考》卷66在引用時作者記為“哲美森”，卷68則記為“遮密孫”。

    又按：《清朝續(xù)文獻通考》卷68在敘述光緒朝財政時，還引用了日本人根岸佶的著作，并稱：“吾國財政向無報告，國人鮮有知者，近年始見預算案，然肯細心研究者亦不一二，覯日本人根岸佶為同文會會員，于吾國生計狀況鉤稽之勤，用力之久，遠駕吾國人士之上”。

    ② 如木村增太郎《中國財政論》（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27年版）就引述過王氏的著作。按：《中國財政論》原名《支那財政論》，“支那”一詞，在歷史上，有對中國的蔑稱之嫌，因此，凡是在20世紀初至40年代初出版的日本研究著作中，用“支那”作書名的，一律譯作“中國”。但為了避免混亂，著名的資料書如《支那經(jīng)濟全書》，仍依其舊。據(jù)倪建周、冬明《“支那”源流考》（《新華文摘》1999年第8期）稱，“支那”原是“Cina"的音譯，是古代印度對中國的稱呼，最早出現(xiàn)在梵文佛經(jīng)中。日本辭書《廣辭苑》也有這種解釋。不過，在筆者看來，從讀音上看，”支那“（日語讀音作”席那“）更接近于拉丁語系的讀法，在西班牙語中”China“讀作”齊那“。筆者曾學過幾年的西班牙語，特予揭示。權(quán)作一說。

    厘金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羅著對晚清厘金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是20世紀上半葉清代財政史領(lǐng)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另外，侯厚培的《中國近代經(jīng)濟發(fā)展史》（上海大東書局1929年版），是國內(nèi)系統(tǒng)研究近代經(jīng)濟史的第一部著作，是書對財政問題也給予了一定的關(guān)注，特別是對晚清的幣制改革，有較好的論述。趙豐田《晚清五十年經(jīng)濟思想史》（哈佛燕京學社1939年版），開了研究晚清經(jīng)濟思想的先河，其中的“增歲人說”、“厚俸祿說”、“行預算說”等對考察這一時期財政思想很有啟發(fā)意義。

    20世紀上半葉的晚清財政史研究專著雖不多見，但有關(guān)著作對晚清財政多有涉及。這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

    第一，立足于民國時期的財政研究，對晚清的財政問題進行回顧性研究。

    如賈士毅《民國財政史》（商務印書館1917年版），專列一章“財政之沿革”，對清代歷朝的財政分別加以敘述，其中，對光緒朝財政的敘述尤詳，細分為“光緒初年之財政”、“光緒中年之財政”、“光緒末年之財政”三個部分。在其他篇章中，也有對晚清財政的追溯或比較。葉元龍《中國財政問題》（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也涉及到晚清財政。又如陳滄來《中國鹽業(yè)》（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吳覺農(nóng)、范和鈞《中國茶葉問題》（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李權(quán)時《現(xiàn)行商稅》（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金國寶《中國幣制問題》（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張家驤、吳宗燾、童蒙正《中國之幣制志匯兌》（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楊蔭溥《中國金融論》（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張輯顏《中國金融論》（黎明書局1936年版），分別對晚清的鹽稅、茶稅、商稅、貨幣等相關(guān)問題進行了研究。

    第二，財政通史著作中對晚清財政的研究。

    20世紀上半葉，財政通史的撰寫是一個突出的現(xiàn)象。這方面的著作有：胡鈞《中國財政史講義》（商務印書館1920年版），徐式莊《中國財政史略》（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常乃德《中國財政制度史》（世界書局1930年版），劉秉麟《中國財政小史》（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楊志濂《中國財政史輯要》（無錫大公圖書館1936年版），劉不同《中國財政史》（大東書局1948年版）。在這些財政通史中，對晚清的財政予以了充分注意。如胡鈞《中國財政史講義》將中國財政的演變分作八個時期，其中清代劃作兩個時期，即清初至道光、咸豐至宣統(tǒng)。劉秉麟《中國財政小史》，對《賦役全書》、《會計冊》、《奏銷冊》等賦稅冊籍，以及財政體制、俸祿、貨幣、田賦、鹽稅、關(guān)稅、雜稅等都有簡要的敘述。其中，對晚清之雜稅有較好的論述：“清初人關(guān)時，對于各項雜斂，懸為例禁，滌蕩繁苛，未始不善。降至中葉，雜稅亦多。而流毒之深，貽害之遠，莫如土藥稅。當時清廷收入，恃為大宗……其他各項雜稅，有相沿日久，向有定制者，有光宣之交，臨時加征者。前者有牙稅、當稅、契稅、鋪稅、漁稅、礦稅等數(shù)種，后者如直隸之煙稅、家屋稅、車捐、花捐、妓捐等。各省新設之名目，大抵相同。”表現(xiàn)出相當?shù)母爬�能力和識見。

    第三，通史性的專題史中對晚清財政的研究。

    在通史性的專題研究方面，萬國鼎《中國田賦史》（正中書局1933年版），徐士圭《中國田賦史略》（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陳登原《中國田賦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馬大英、江士杰、劉國明、王延超的《田賦史》下（《田賦會要》第三編，正中書局1944年版），以及郎擎霄《中國民食史》（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和吳兆莘《中國稅制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都涉及有清一代的田賦及相關(guān)問題，有的論述較為深入。如吳兆莘的《中國稅制史》，對晚清的海關(guān)稅、厘金稅、土藥稅、茶稅、酒稅、契稅等給予了充分的注意。張家驤《中華幣制史》（民國大學出版部1925年版），雖然是貨幣研究的通史著作，但表現(xiàn)出明顯的厚今薄古傾向，對清代以前的幣制只是概而述之，重點在于研究晚清至民國初年的相關(guān)問題，特別是對銀行、造幣廠的沿革有系統(tǒng)的論述。其他的通史性的專題研究，還有楊肇遇《中國典當業(yè)》（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歐宗祐《中國鹽政小史》（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曾仰豐《中國鹽政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等等，都有參考價值。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另外，鹽務署主持編撰的《中國鹽政沿革史》，分鹽區(qū)進行敘述，1914年出版《長蘆》分冊，1915年出版《奉天》分冊。筆者最近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僅見到這兩冊。就這兩冊來看，所謂的“中國鹽政沿革史”。主要仍是敘述清代。

    專著之外，相關(guān)論文涉及到諸多方面。湯象龍《咸豐朝的貨幣》（《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11月），梁啟超《各省濫鑄銅元小史》（《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一，中華書局1936年版），譚彼岸《王茂蔭與咸豐時代的新貨幣制》（《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集刊》第6卷第1期，1939年6月）、魏建猷《清代外國銀元之流人及其影響》（《東方雜志》第41卷第18號，1945年9月），是貨幣金融方面的代表作。夏鼐《太平天國前后長江各省之田賦問題》（《清華學報》第10卷第2期，1935年4月）和王毓銓《清末田賦與農(nóng)民》（《食貨》第3卷第5期，1936年2月），是田賦方面的代表作。彭雨新《清末中央與各省財政關(guān)系》（《社會科學雜志》第9卷第1期，1947年6月），羅爾綱《清季兵為將有的起源》（《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6月），對于晚清中央財政體制的瓦解以及地方財政自主權(quán)的擴大等問題，有深入的分析。羅玉東《光緒朝補救財政之方策》（《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5月），吳廷燮《論光緒朝之財政》（《文獻論叢》，故宮博物院1936年刊印），則分析了晚清財權(quán)下移之情勢下，清廷的財政清理。在外債與賠款的研究方面，湯象龍《民國以前關(guān)稅擔保之外債》（《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工期，1935年5月）、《民國以前的賠款是如何償付的》（《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2期，1935年11月），是兩篇重要的作品。另外，陳文進《清代之總理衙門及其經(jīng)費》（《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l期，1932年11月）、《清季出使各國使領(lǐng)經(jīng)費》（《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5月），以及沈鑒《辛亥革命前夕我國之陸軍軍費》（《社會科學》第2卷第2期，1937年1月），也是對相關(guān)論題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在厘金研究方面，羅玉東《厘金制度之起源及其理論》（《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l期，1932年u月），傅衣凌《清末厘金制起源新論》（《社會科學季刊》第2卷，1946年），具有代表性。在海關(guān)研究方面，則有鄭友揆《我國海關(guān)貿(mào)易統(tǒng)計編制方法及其內(nèi)容沿革考》（《社會科學雜志》第5卷第3期，1934年9月），湯象龍《光緒三十年粵海關(guān)的改革》（《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工期，1935年5月）等論文。

    與同時期的國內(nèi)學者的研究相比，國外學者的研究值得重視。在日本，20世紀初至40年代，形成了對晚清財政的研究熱潮。

    木村增太郎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研究清代財政史的最著名的日本學者。他先后出版了《中國的經(jīng)濟與財政》、《中國的財政真相及其革新措施》、《中國的厘金制度》、《中國財政論》、《現(xiàn)代中國的財政經(jīng)濟》等數(shù)部研究著作。除了《中國的厘金制度》（東京東亞事情研究會1926年版）專門研究厘金問題，《現(xiàn)代中國的財政經(jīng)濟》（東京生活社1940年版）專門研究民國財政外，其他幾部著作均是以研究晚清和民國初年的財政為重點。《中國的經(jīng)濟與財政》（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23年版），共10章，該書除了研究一些較為特殊的經(jīng)濟門類如特種商（牙行、買辦）和組合制度（商人的同業(yè)組織，會館、公所、工商業(yè)行會等）外，其著重點在于研究晚清的外國銀行、晚清的財政困境與內(nèi)外債、清末的改革�！吨袊�的財政真相及其革新措施》（東京啟明會1925年版），討論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晚清財力匱乏的經(jīng)過與借款，二是歲出與歲人的狀況，三是財政組織的變革，四是財政的清理整頓。《中國財政論》，主要研究了財政制度、稅收制度、外債與內(nèi)債。木村氏的幾部著作，有重復之處，但在論及同一問題時，也不是完全相同，后出版的著作有一些新的進展。如《中國的經(jīng)濟與財政》和《中國財政論》都列有“租稅制度”一章，前者主要研究了田賦，其他稅種只是在“稅制概要”一節(jié)中略有介紹。后者除了對田賦、鹽稅、常關(guān)稅、海關(guān)稅這些稅種加以論說外，對貨物稅（厘金）、煙酒稅、印花稅也做了專節(jié)探討。安東不二雄《中國的財政》（東京東亞實進社1921年版），分為5編32章，以研究晚清至民國初年的財政狀況、外債、內(nèi)債、銀行、歲計為重點，對晚清內(nèi)外債的研究尤為細致。松井義夫《清朝經(jīng)費之研究》（滿鐵經(jīng)濟調(diào)查會“經(jīng)調(diào)資料”第66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35年版），分為制度和經(jīng)費二編，在一般陸敘述財務行政以及國家財政和地方財政的基礎(chǔ)上，重點探討了晚清的財政支出和相關(guān)財政問題。百瀨弘《清朝的財政經(jīng)濟政策》①，則對有清一代的財政經(jīng)濟政策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另外，平瀨巳之吉《近代中國經(jīng)濟史》（中央公論社1942年版），小竹文夫《近世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東京弘文堂書店1942年版），竹內(nèi)元平《最近中國財政概說》，（“滿鐵調(diào)查資料”第108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29年版）等，也涉及到晚清的財政狀況與沿革。其他專題性的研究，在關(guān)稅方面有：吉田虎雄《中國關(guān)稅及厘金制度》（東京北文館1915年版），高柳松一郎《中國關(guān)稅制度論》②（京都內(nèi)外出版株式會社1920年版），西川喜一《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東亞研究所報》第20號，1943年。已由鄭永昌譯成中文，附錄于《財政與近代史 論文集》下冊（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版）。

    ② 該書原名為《支那關(guān)稅制度論》，1926年又出版了改定增補版。中文版由李達翻 譯，作為“經(jīng)濟叢書社從書”之五。商務印書館1924年出版。

    政金融與關(guān)稅制度》（上海日本堂書店1925年版）。在貨幣金融方面有：佐野善作《清國貨幣問題》和《滬漢金融機關(guān)》（合稱《清國貨幣問題、滬漢金融機關(guān)調(diào)查報告》，東京高等商業(yè)學校1905年版），清水孫秉《清國貨幣論》（東京富山房1911年版），根岸佶《中國貨幣改革論》（東京支那經(jīng)濟學會1919年版），井村薰雄《中國的金融與貨幣》（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24年版）及《中國的貨幣與度量衡》（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26年版），吉田虎雄《中國貨幣研究》（山口市東亞經(jīng)濟研究會1933年版），宮下忠雄《中國貨幣制度論》（大阪寶文館1938年版）及《中國銀行制度論》（東京巖松堂書店1941年版）。在內(nèi)外債方面有：安東不二雄《清國國債事情》（橫濱正金銀行1910年版），大山嘉藏《中國的國債與列強》（東京文影堂書店1915年版），豐田多賀雄《中國的借款金融政策》（大阪工業(yè)之日本社1918年版），中濱義久《中國的對外借款》（“滿鐵調(diào)查資料”第112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29年版），濱田峰太郎《中國的財政和公債》（東亞研究會1930年版），樋口弘《日本的對華投資研究》（東京生活社1939年版）等等。

    新中國成立以后，直到80年代之前，中國大陸學者對晚清財政史的專題研究雖然不突出，但也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燕京大學1950年版）①，____________________①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許大齡《明清史論集》收錄。

    對清代各個時期的捐納制度做了系統(tǒng)研究，在史的描述的基礎(chǔ)上，對捐納與財政、吏治的關(guān)系，有很好的說明，是這一研究領(lǐng)域的拓荒性著作。彭雨新《清代關(guān)稅制度》（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雖然篇幅不大，卻是國內(nèi)學者系統(tǒng)研究清代關(guān)稅的著作，既扼要介紹了鴉片戰(zhàn)爭前戶部關(guān)和工部關(guān)的設置及征稅制度，又論述了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海關(guān)和關(guān)稅權(quán)的被侵占。魏建猷《中國近代貨幣史》（群聯(lián)出版社1955年版），則是此一時期研究貨幣金融方面的代表性著作。魏著主要研究鴉片戰(zhàn)爭后的銀兩制度、制錢制度、晚清的幣制變革，以及近代外國銀元的流人及其影響。劉秉麟《近代中國外債史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62年版），對晚清以來的外債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彭澤益在這一時期發(fā)表了較多的論文，《鴉片戰(zhàn)后十年間銀貴錢賤波動下的中國經(jīng)濟與階級關(guān)系》（《歷史研究》1961年第6期）、《論鴉片戰(zhàn)爭賠款》（《經(jīng)濟研究》1962年第12期）、《1853—1868年的中國通貨膨脹》（《中國社會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集刊》1979年第1集）、《十九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清朝財政危機和財政搜刮的加劇》（《歷史學》1979年第2期）等，都是對相關(guān)論題進行深入研究的力作。

    相對于內(nèi)地學者的研究成果而言，20世紀80年代之前，國外學者和臺灣地區(qū)學者在晚清財政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佐伯富《清代鹽政之研究》（東洋史研究會1956年版），是研究清代鹽政的重要著作。E.G.比爾《厘金的起源——1853—1864》（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學1958年版），是繼羅玉東的《中國厘金史》之后研究早期厘金的重要著作。景復朗《1845—1895年中國的貨幣和貨幣政策》（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學1965年版），對晚清的貨幣進行了新的研究。王業(yè)鍵《中華帝國的田賦》（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學1973年版），則是晚清田賦研究的出色著作。王爾敏《清季兵工業(yè)的興起》（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版）、《淮軍志》（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以及劉鳳翰《新建陸軍》（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對晚清有關(guān)方面的軍費有所涉及。何烈《厘金制度新探》（臺北中國學術(shù)著作獎助委員會1972年版），在前此學者研究的基礎(chǔ)上，有新的探索。王樹槐《庚子賠款》（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版），對庚子賠款的議定、籌措、償付等做了系統(tǒng)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新一代學者的成長，同時也由于以往研究的積累，晚清財政史的研究也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其標志有四：

    第一，晚清財政史的研究受到重視，有多部“斷代”財政史著作出版。何烈《清咸同時期的財政》（臺北“國立”編譯館1981年版），在探討咸豐以前財政概況的基礎(chǔ)上，對咸同時期財政收入、財政支出、錢糧虧空、奏銷制度以及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變化等問題都有深入的研究。左治生《中國近代財政史叢稿》（西南財經(jīng)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對清代后期的財政收入、財政支出、財政管理以及太平天國的財政有較為系統(tǒng)的論述。孫文學主編{中國近代財政史》（東北財經(jīng)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在敘述清代后期的財政時，主要注意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的變態(tài)，同時，對太平天國的財政和晚清的財政思想，也有一定的論述。鄧紹輝《晚清財政與中國近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試圖從晚清財政管理體制的演變，以及稅收制度與財政支出制度的變化等方面，探討晚清財政變革與近代化的關(guān)系。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分別對鴉片戰(zhàn)爭與清朝財政、太平天國與清朝財政、洋務運動時期的清朝財政、甲午戰(zhàn)爭后的清朝財政、覆滅前夜的清朝財政、財政演變中的經(jīng)濟與社會，進行了較為系統(tǒng)的研究。周志初《晚清財政經(jīng)濟研究》（齊魯書社2002年版），重點探討了晚清財政管理體制的演變和晚清財政收支結(jié)構(gòu)的變動。

    第二，晚清財政研究向縱深發(fā)展，出版了多部專史研究著作。在鹽稅研究方面，有牧寒《內(nèi)蒙古鹽業(yè)史》（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陳鋒《清代鹽政與鹽稅》（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宋良曦、鐘長永《川鹽史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關(guān)稅研究方面，有趙淑敏《中國海關(guān)史》（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2年版），盧漢超《赫德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汪敬虞《赫德與近代中西關(guān)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蔡渭洲{中國海關(guān)簡史》（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葉松年{中國近代海關(guān)稅則史》（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1年版），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guān)史。晚清部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及《中國近代海關(guān)史問題初探》（中國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戴一峰《近代中國海關(guān)與中國財政》（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岡本隆司《近代中國與海關(guān)》（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9年版）。在軍費研究方面，有王爾敏《淮軍志》，羅爾綱《綠營兵志》（中華書局1984年版）、《湘軍兵志》（中華書局1994年版）和《晚清兵志》（中華書局1997年版），龍盛運《湘軍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陸方、李之渤《晚清淮系集團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樊百川《淮軍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戚其章《晚清海軍興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在貨幣金融研究方面，有王業(yè)鍵《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制度的演進（1664—1937）》（臺北，中研院經(jīng)濟研究所1981年版），鄭家度《廣西近百年貨幣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宇平《近代中國的貨幣改革思潮（1902—1914）》（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1987年版），王宏斌《晚清貨幣比價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宮下忠雄《近代中國銀兩制度研究》（有明書房1990年版），戴建兵《中國近代紙幣》（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姚會元《中國貨幣銀行》（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張通寶《湖北近代貨幣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穆淵《清代新疆貨幣史》（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桑潤生《簡明近代金融史》（立信會計出版社1995年版），程霖《中國近代銀行制度建設思想研究》（上海財經(jīng)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在外債和外資研究方面，有曹均偉《近代中國利用外資》（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許毅等《清代外債史論》（中國財政經(jīng)濟出版社1996年版），曹均偉、方小芬《中國近代利用外資活動》（上海財經(jīng)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在太平天國的財政經(jīng)濟制度研究方面，有郭毅生《太平天國經(jīng)濟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第三，有關(guān)論文集的出版較為活躍，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出版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論集》值得注意，該論文集分作30編（本），在許多編中都有相關(guān)的財政研究論文，如第二編中王仲孚的《同光間新疆回亂的善后措施》，第八編中莊吉發(fā)的《清季南北洋海防經(jīng)費的籌措》，包遵彭的《清季海軍經(jīng)費考實》，吳相湘的《清季園苑建筑與海軍經(jīng)費》，第十編中全漢昇的《清季鐵路建設的資本問題》，莊吉發(fā)的《清季鐵路經(jīng)費的籌措》，第十一編中黃俊彥的《甲午戰(zhàn)后籌還外債與財政的變革》，第十三編中王樹槐的《庚子地方賠款》等等。孫健編《中國經(jīng)濟史論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收錄了彭雨新《中國近代財政史簡述》、宓汝成《近代中國外債》等長篇論文，這些論文雖屬講義性質(zhì)，但由于是作者的多年研究心得，不乏真知灼見。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jīng)濟史組編《財政與近代歷史》（1999年版），分為上、下兩集，收錄了許多有分量的論文。個人的論文專集有彭澤益《十九世紀后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jīng)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湯象龍《中國近代財政經(jīng)濟史論文選》（西南財經(jīng)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陳鋒《陳鋒自選集》（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山本進《清代財政史研究》（汲古書院2002年版）等。

    第四，有關(guān)研究論文數(shù)量繁多，幾乎涉及晚清財政的各個方面。有些研究論文具有較高的研究水準，如彭澤益《清代咸同年間軍需奏銷統(tǒng)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集刊》第3集，1981年），分別對鎮(zhèn)壓太平軍、捻軍、西北回民起義、西南人民起義、兩粵閩臺人民起義的軍費支出進行了梳理統(tǒng)計。彭雨新《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財政的崩潰》（《辛亥革命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系統(tǒng)研究了晚清的財政收人、財政支出以及清廷的財政困境。何漢威（清末賦稅基準的擴大及其局限》（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冊，1988年12月），不但注意到了

    晚清財政的總體狀況，而且對煙酒稅、契稅進行了深入研究。另外，劉克祥《太平天國后清政府的財政整頓和賦稅搜刮》（《中國社會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集刊》第3集，1981年），巖井茂樹《清代國家財政中的中央與地方一一以酌撥制度為中心》（《東洋史研究》第42卷第2號，1983年），魏光奇《清代后期中央集權(quán)財政體制的危機》（《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周育民《甲午戰(zhàn)后清朝財政研究》（《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工989年第4期），張國輝《晚清財政與咸豐朝通貨膨脹》（《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等等，都是有關(guān)方面的代表作。

    上述之外，一些斷代著作和經(jīng)濟史著作中，也對晚清的財政予以了充分的注意。宓汝成主編的《清代通史》第8卷、劉克祥主編的《清代通史》第10卷（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嚴中平主編的《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一一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汪敬虞主編的《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一一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都有相當?shù)钠�幅對財政問題進行表述。郭松義、李新達、李尚英《清朝典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相關(guān)章節(jié)中，對財政問題著墨較多。杜家驥《清代簡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列有“財政”專章。朱英《晚清經(jīng)濟政策與改革措施》（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也有對“晚清的財政金融政策”的專章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