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信息技術飛速發(fā)展的推動下，全球經濟日益走向一體化。與此同時，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審時度勢，于本世紀初及時地完成了戰(zhàn)略重組，將制定一套單一的、高質量的、全球范圍內普遍適用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納入其戰(zhàn)略目標?；诖耍疚脑噺臅嫓蕜t的資本計量功效及其經濟后果性質分析會計準則全球化問題，為我國會計改革與發(fā)展提供一些借鑒。
　　
　　一、會計準則全球化的內在動力：資本計量功效
　　
　　會計準則用于規(guī)范會計信息的生成與傳輸，在會計信息系統(tǒng)中充當信息變換器的角色，它可以將有關交易或事項的原始數據變換為對信息使用者決策有用的財務、成本信息。會計準則是資本市場的一個基礎性構件，其功效就是資本的度量衡，用以度量資本運動的健康狀況及其成果。所以說會計屬于一門計量的科學，會計準則就是其計量的標準。在世界貿易的飛速發(fā)展與資本全球流動所引致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實際上包含著兩個標準的全球化：一是商品技術標準的全球化；二是資本技術標準的全球化。目前，在商品的技術標準全球化方面已是卓有成效，典型的代表是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所制定的ISO9000系列，任何希望形成國際競爭力的企業(yè)商品都必須遵循這些標準，否則將不具有國際市場的準入資格。然而，對許多企業(yè)而言，其產品的技術標準非常先進，可以通過國際市場；但其財務報表不是按國際通行的資本技術標準編制和分析的，而是遵循本地區(qū)、本國的會計準則報告，因而根本無法進行跨境融資。這就引發(fā)了關于資本技術標準即資本計量標準的全球化問題。作為資本計量標準的會計準則逐漸走向全球化的進程，是資本運動從較小范圍的經濟合作秩序擴展到全球范圍時所發(fā)生的必要沿革之一。資本計量的標準化程度總是與資本流動的范圍相一致，當資本要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時，會計準則的資本計量功效內在地決定了會計準則亦必須予以全球化。從這一意義上看，會計準則的發(fā)展中就是一部資本計量標準不斷協調化、標準化的歷史，會計世襲遺產的國際性深刻地映射了這一結論，會計理論與方法從來就是隨著貿易活動的擴展而傳播。
　　
　　為滿足資本運動、資本社會化和資本運動全球化的實質性要求，需要真實、可靠、可比、透明的會計信息，從而為跨境的投資者、融資者以及跨國收購和兼并企業(yè)消除貿易往來、資本流動中的商業(yè)語言障礙。作為資本營運計量的會計準則實現全球一體化，還可以節(jié)省或降低為了理解財務信息進行換算、折算以及重整的交易費用，從而促使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合理配置。目前的國際資本市場之所以不是一種高度有機統(tǒng)一的國際市場，而是由各自為政并吸收外國公司上市的各國資本市場所組成的一種國際拼板市場，就是因為作為資本計量標準的會計準則尚未實現全球化，從而割裂了國際資本市場。全球會計準則對于國際金融框架和經濟全球化的意義和作用越來越明確，正如新任IASC托管會（Trustees）主席Paul.A.Volcker指出，全球會計準則反映了會計職業(yè)界最好的想法，這些準則將不是最低的、一般水準的、單純尋求協調的，憑藉它們具有最高的職業(yè)素質的長處，能獲得世界普遍的支持；單獨搞一套競爭性、敵對性的區(qū)域會計準則顯得沒有意義，其結果將是導致投資者花費不必要的成本去理解不同區(qū)域會計準則所造成的差異。
　　
　　此外，會計作為商業(yè)語言不僅具有人類自然語言所具有的一般功能與特點，而且還同樣地存在著語言翻譯的不可譯義性現象，單靠外幣報表換算只能解決商業(yè)語言中的貨幣名稱的轉換，不能轉換其內容的實質，因為兩者的資本計量標準是不一致的。外幣報表換算只是用另一種文字和貨幣對其進行重新表述而已，而非重新確認與計量，重新表述后的會計數據背后所隱含的經濟實質仍然不能被國際投資者所準確理解。比如，我國關于關聯方交易的會計處理允許將顯失公允的關聯方交易價格作為入賬基礎，只是不確認利潤而已，這與國際會計準則背道而馳。盡管許多人人為，目前中國的會計準則（制度）與國際會計準則已大同小異，但他們的比較研究是以所發(fā)布的條例來衡量的，而非建立在其本質精神的比較上。就像目前這兩種準則在公允價值判斷方面的不同，在整個準則體系中看起來只有一點不同，但這一點就決定了兩者在本質上的難以真正趨同。因此，必須對因資本計量標準的不一致所引發(fā)的商業(yè)語言的不可譯義性現象給予足夠的關注。
　　
　　二、會計準則全球化的主要障礙：經濟后果
　　
　　如前所述，會計準則的功效是資本計量，它本身并沒有利益傾向性。然而，會計信息作為資本計量的度量結果，會對政府、工會、投資者和債權人的決策行為產生影響，這些個人或團體行為的后果可能會影響其他人或團體的利益，被認為是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盡管從實質上看，資本計量功效是會計準則的內在屬性，經濟后果只是它的外在表現，正如其它的度量衡標準一樣，人為的調節(jié)可以使某些集團受益而另一些集團受隕。但自20世紀70年代斯蒡芬。澤弗提出經濟后果學說后，會計準則的經濟影響性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成為會計準則全球化進程中的主要障礙。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涉及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執(zhí)行會計準則所輸出的會計信息作為資本市場的控制工具會影響資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是執(zhí)行會計準則所輸出的會計信息具有對財富的分配功能。
　　
　　從會計準則經濟后果的第一方面（即宏觀經濟后果）看，全球會計準則在總體上是一種有助于降低交易費用的制度安排，特別是通過統(tǒng)一跨國上市公司公開披露信息的標準和質量，有助于降低現代國際資本市場運行的交易成本。然而，在現行的國際資本市場監(jiān)管體制下，盡管有諸如證券委員會國際組織（IOSCO）這樣的機構積極推動全球資本市場監(jiān)管標準的一體化，但是會計準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基于主權國家政府行為的產物，帶有濃厚的經濟管制的政治考慮色彩。各國政府通常從工業(yè)化程度、通貨膨脹率、法律結構、經濟發(fā)展水平甚至文化傳統(tǒng)等方面考慮會計準則全球化所帶來的利弊得失，并將會計準則建設納入國家宏觀政策的范圍之內，從而使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的協調活動面臨“眾口難調”的境地，大大地延緩了會計準則全球化的進程。事實上，各國政府對會計準則全球化的經濟后果的考慮，是在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下“市場的無界與政治的有界”這一對基本矛盾的體現，強調會計準則的本國特色表明的是人類目前仍然未擺脫自由的國際資本市場與國家經濟監(jiān)管相結合的這一理念。因此，會計準則全球化進程中的宏觀經濟后果問題也許是國際資本流動中的政治經濟學所要解決的難題之一，否則就難以真正產生像全球會計準則這樣的全球性治理機制的有效工具。為避免這一缺陷，目前許多國家在信息披露一體化上采用了如下兩種變通方法：一是相互適用（Reciprocity）原則；二是普遍適應（commonality）原則。前者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其監(jiān)管體制較為相似、經濟依存度較高，在這些國家之間可以相互承認對方國家監(jiān)管體制下的信息披露標準，如德國政府就曾向美國提出“相互承認”的建議；后者是指在不同的國家這間針對具體的、關鍵性的一些問題而制定統(tǒng)一的標準，其參與國家都要根據這個標準修訂自身的規(guī)則，如歐盟所發(fā)布的第4、7、8號指令。由此可見，會計準則的宏觀經濟后果使得全球會計準則要在區(qū)域會計準則協調化的基礎上曲折前進。
　　
　　從會計準則經濟后果的第二方面（即微觀經濟后果）看，會計信息被廣泛地應用于收費管制、稅收征納、債務契約和經理報酬契約，因此作為會計信息加工標準的會計準則對不同的相關利益集團具有不同的經濟后果，那些可能會承擔會計準則不利經濟后果的利益集團，必然會干預或尋求各方干預準則制定，迫使準則制定機構改變可能對其不利的準則規(guī)定，從而使他們通過會計尋租活動獲得非生產性利益。這種對準則制定程序的廣泛關注就直接發(fā)軔于會計準則經濟后果的第二方面，即會計準則的財富分配功能，從而使準則制定成為一種政治程序。準則制定的政治程序性質，使得各國的證券監(jiān)管機構在準則全球化問題上變得更加小心翼翼、左顧右盼。但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基于會計準則的資本計量功效，資本尤其是國際資本終將確定自己在國際金融框架中的會計信息標準。
　　
　　三、我國應如何對待全球會計準則的未來
　　
　　重組后的IASC在章程上所規(guī)定的目標是：（1）本著公眾利益制定一套高質量的、可理解的、并具有強制性的、全球性會計準則，這套準則將要求在財務報表和其它財務報表中提供高質量的、透明的且可比的信息，以幫助世界資本市場的參與者和其他使用者進行經濟決策。（2）促使這些準則得到嚴格的執(zhí)行。（3）促使各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得到高質量的趨同。
　　
　　顯然，重組后的IASC在目標上發(fā)生了質的飛躍，它在立場上和態(tài)度上發(fā)生了很大的轉變。1992年老的章程所表明的目標在總體上還只是“協調”（Harmonization）的思想，即：協調意味著不同觀點的調和，盡可能協商調整各國會計準則的差異，達到國際間相互溝通、理解，減少障礙和矛盾。然而，2000年新修訂的章程中有關目標的表述卻有了革命式的嬗變：明確界定了國際會計準則將是一套高質量的、可理解的、具有強制性的單一全球會計準則。它第一次在章程中使用了“全球會計準則”這一概念，而且指明這一全球會計準則是具有強制性的、可實施的，這表明IASC在戰(zhàn)略上已經從協調發(fā)展到標準化甚至統(tǒng)一化的傾向。（2）對國際會計準則的作用表述上也顯得很自信：國際會計準則是高質量的，使用國際會計準則可以提供可比的、透明的和充分反映的會計信息。（3）強調了國際會計準則應該得到嚴格的應用和執(zhí)行，不允許偏離曲解。這不同于以往的要求，在1992年的國際會計準則前言中有這樣一句話：“如果國際會計準則不同于當地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成員應該勸說相關的機構（主要是準則制定機構）與國際會計準則協調的好處”。這里隱含了這樣的一個推定：IASC自己就認為企業(yè)有可能因本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不一致而不遵循國際會計準則。（4）正式提出了“趨向”（Convergence）的概念，趨同就是標準化、一體化，亦即無論交易或事項在何處發(fā)生或披露，其會計處理和披露應該是相同的，在世界不同的司法管轄區(qū)相同的經濟交易事項都應該使用一致的會計處理方法。
　　
　　作為IASC的成員國，面對重組后的IASC，面對“高質量、全球性會計準則”的未來，我們的選擇不外乎如下三種L：（1）退出IASC，自力更生，單獨搞獨立的“國家化”會計準則或會計制度。（2）全盤接受IASC的章程和IASB制定的會計準則。（3）部分接受國際會計準則，堅持本國特色的會計準則。
　　
　　看來，我們不可能選擇“退出”的途徑，因為它背離了國家“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會計標準不可能國家化。堅持會計標準的國家化必然導致境內資本市場不可能為外國投資者認可，從而阻礙外資的引入。此外，有人已經注意到今后將有更多的國內企業(yè)因我國現時會計標準在成本核算上的問題而被進口國追究傾銷責任，從而成為出口貿易的巨大障礙，這有違我國加入WTO的初衷。至于選擇“部分接受，堅持本國特色”，首先涉及的一個問題便是：什么是我國會計標準的本國特色？現實的情況是，在我國的會計準則中看到的許多所謂“本國特色”，并非是按我國經濟發(fā)展和改革開放的要求設計出來的，而是過去計劃經濟體制的后遺癥，恰恰是需要我們改革的?？催h一點，會計準則的全球化趨同乃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