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中國股市崩盤與政府不救市,謝國忠遭到了網民的猛烈攻擊,指責他是“為了自己的基金抄底中國股市而說話的漢奸”。
謝國忠是漢奸嗎?不是。他不過是一個有自己的利益考慮,有些固執(zhí),還有些許理想的人。
熱衷預言,眾所周知的“烏鴉嘴”
因對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準確預言一炮而紅的謝國忠,一直熱衷于預言,尤其是針對美國與中國本土的經濟預言。無論是美國的宏觀經濟還是中國的樓市與股市,他基本沒有看多過,也因此成為眾所周知的“烏鴉嘴”。
事實上,他的預言成績并不理想。自2004、2005年他預言中國樓市必然崩盤以來,房價進入上升通道,中間雖有震蕩,卻是大牛市,直到2006、2007年發(fā)了“牛瘋”。謝國忠的預言到2007年才算正確,那年在《財經》雜志的年會上,他宣稱“中國房價明年將進入調整期,2008年或2009年將進入谷底”。而此時政策的信號已經比較明確。
在股市同樣如此。差不多2006年底,他就開始高喊股市“狼來了”,那時股市還在半山腰,離次貸這只狼真正影響中國股市還有一年多時間。他一直宣稱中國股市未來將經歷調整,如今調整來了,預言也就成功了。其實,這只是經歷長期時間考驗之后的巫術式預言,因為下跌之狼總有一天會來。如果沒有時間限制,那么,狼來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謝國忠也曾經自我調侃:“經濟學家就是這樣,一旦你預測了,就一定要堅持,肯定會等到你的預測實現(xiàn)的那一天!钡拇_如此。
尷尬謝國忠
謝國忠是尷尬的人,因為人們總是懷疑他的理論是在為自己的利益制造煙幕彈。在大摩(摩根士丹利)擔任亞太區(qū)經濟學家大力唱衰中國樓市時,大摩卻在北京、上海等地大肆收購房地產,并因此被有關部委點名。大摩出面澄清:謝國忠的觀點只是個人意見,不代表大摩。而且,在投行內部,研究部門與投資部門隔著高高的“中國墻”,兩者不會互相影響。當然,沒有人會相信這堵“中國墻”真的很高,反而認為謝國忠在恪盡職守地為大摩的利益服務,畢竟這與謝自己的利益直接相關。直到謝國忠離開大摩,人們的質疑聲才逐漸減少,但并沒有從根本上平息。
股改后,謝國忠對內地股市幾乎一路唱衰,人們的質疑之聲又響了起來。很多人相信,謝國忠是在為離開大摩之后成立的基金服務,他對中國股市走低如此感興趣,是為了抄中國上市公司的底,得到漂亮的投資業(yè)績。
謝國忠為何總是如此尷尬?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表達欲,總是想表述自己的獨立見解,以展示他作為經濟學家的獨立品格。這樣的研究者,投行中不乏其人。大摩就有,那位首席經濟學家羅奇總是一路悲歌。但真正在行動上做空美國經濟,并因此從這場次貸危機中獲利的是高盛,而不是大摩。從謝國忠離開大摩的導火索——那封引起爭議的信來看,謝國忠確實有些獨立精神,他明知道新加坡作為東亞重要的金融中心對大摩的重要性,卻出言不遜,譏嘲新加坡的經濟成就,指出中國和印度取得的成績要大得多。當然,這封信是私下交流的,卻被公司內的“政敵”曝了光。
說謝國忠只是個性獨立,沒有絲毫利益因素,未必符合事實。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投行中人隨身份轉換而變更話語方式的例子。他們可以為利益所需,將中國神華H股的股價高看到100港元,也可以在煙霧之下賣出自己的分析師推薦的股票。當他們在外資投行時,往往抱怨中國金融與資本市場不夠開放,閉關自守,認為唯有與外資金融機構合作才是中國金融機構的正途。而一旦離開外資金融機構,轉而成立自己的投資機構時,他們又強烈呼吁政府建立一視同仁的、公平的市場環(huán)境,呼吁對內資開放比對外資開放更重要。他們也批評美國,如謝國忠批判美國才是貨幣操縱者,但無關痛癢。這就是金融領域中海歸派的半吊子情懷,很難有徹底的、明朗的見解,總是被內部獨立見解與外部的利益考量、文化差異撕成兩半。
偏頗論斷的背后
謝國忠絕非胸無點墨之輩,他對于美國信用杠桿過度使用的危機,對于2007年美國經濟與中國經濟“硬著陸”的擔憂,確實體現(xiàn)真知灼見。但在闡述具體問題時,則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偏頗,出現(xiàn)邏輯不一的情況,這樣不一致的背后是他不一致的價值取向。
比如,謝國忠對房地產的基本觀點是,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需求是向未來借的需求,存在相當?shù)目浯蟪煞,明顯存在房地產投機過度跡象。他的主要論據(jù)來自于房價收入比,“在一個社會穩(wěn)定的國家中,房價收入比應該大約為8;然而,目前中國這一比率已達到15~20.即使人均收入翻一番,現(xiàn)在的價格仍然顯得很貴”。這個說法沒有錯,雖然他應該拿出數(shù)據(jù)證明境外投資資金對市場的影響,而不是以他在東京與香港的感性認知作論據(jù)。
但此后,謝國忠的論述是富于道德與正義感的,“中國不平等的程度在上升”,房價是罪魁之一!爸袊c其他國家的關鍵不同在于,其土地理論上屬于人民,政府代表人民管理。雖然土地名義上歸人民所有,房屋建造的成本也很低廉,但人們卻承擔不起住房價格——這種局面是難以讓人們接受的。中國政府有讓房價變得合理的義務”。所以,他推薦政府擁有土地的新加坡模式作為中國的樣板?偠灾,謝國忠呼吁政府干預,剿滅樓市泡沫。
他對股市的論述則更顯得冷酷許多,他認為上海A股超過2500點時,中國股市就進入了泡沫狀態(tài),它是由人的心理驅動的。因此,他主張政府不必救市,那樣才是市場化,奧運之后讓股市與樓市一起完蛋。如果他能預言成真,就不是中小股東朝他扔臭雞蛋,而是經濟崩潰之后政府找他“算賬”了。
“假如我是美聯(lián)儲主席,”謝國忠胸有成竹地表示,“如何面對次貸危機,最大的問題不是貨幣政策如何調整,而是金融機構資本金不足,風險能力不足,貸款不足,美國監(jiān)管機構應該好好查查華爾街金融機構的凈資本真實數(shù)目還剩多少!泵缆(lián)儲降息是無效的舉動,解決次貸危機的措施不應該是降息,而是讓金融機構通過增發(fā)、出售股份來補足資本金?上,美聯(lián)儲沒有聽他的,發(fā)了瘋地降息救市。
謝的這套市場股市理論獲得了某些人的認可,他從來沒有像考慮樓市一樣考慮過,在股市融資與再融資等方面,存在著絕對的不公平現(xiàn)象,這反映出價值觀與技術方面的不一致。這是利益與預言家的偏頗在同時作怪。
注:謝國忠——1987年獲麻省理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碩士,1990年獲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同年加入世界銀行,擔任經濟分析員。在世行的五年時間,謝國忠所參與的項目涉及拉美、南亞及東亞地區(qū),并負責處理該銀行于印尼的工商業(yè)發(fā)展項目,以及其他亞太地區(qū)國家的電訊及電力發(fā)展項目。1995年,加入新加坡的Macquarie Bank,擔任企業(yè)財務部聯(lián)席董事。19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任亞太區(qū)經濟學家。2006年10月,因“郵件門”事件離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