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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九屆人大五次會議結束時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朱總理就國內兩極分化問題回答日本共同社記者提問時說:我們在執(zhí)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的同時,也在不斷地扶持低收入群體。除了政府通過財政預算來縮小貧富差距以外,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稅收。通過稅收政策來扶持這一部分還沒有富起來的人民群眾。我相信,在一個時期以后,這種貧富差距擴大現象最終會得到解決。
幾千年來,貧富不均就像一個幽靈,變著花樣在中國大地上顯現、演變著,就像任何事物從量變到質變一樣,貧富差距一旦擴大到多數人難以承受的程度,勢必會發(fā)生社會動蕩?;嵯禂捣从呈杖敕峙涞牟町惓潭龋?.4是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它意味著40%的財富集中到了1%的人手中,超過0.4即進入分配不公平的區(qū)間。有報道說,中國目前基尼系數已高達0.39,離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只有一步之遙,盡管國內許多專家、學者對此數據存在疑問,但無論如何,中國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已是不爭的事實。因此,政府運用稅收杠桿來調節(jié)貧富差距就成了弦上之箭,勢在必行。
然而,相關報道卻讓人匪夷所思:目前國內個人所得稅80%以上來自工薪階層,北京市2001年1至8月,征收個人所得稅52億多元,其中90%來源于工薪族。也就是說,占有將近40%財富的那1%的人,并未成為繳納個人所得稅的大戶,低收入的工薪階層成了納稅主力,而高收入者卻有很多該繳的稅漏繳了。
另一方面,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從鼓勵人們通過誠實勞動富裕起來,而不是鼓勵人們不勞而獲出發(fā),通常采用的是超額累進稅率。對工薪階層的勞動收入理應采用較低的累進稅額或采用較低的比例稅率;對高收入者的經營性收入則應課以更高的超額累進稅額。但現實情況卻是,國內個人所得稅法規(guī)定:工資、薪金所得,適用超額累進稅率,稅率為5%—45%;個體工商戶經營所得和對企事業(yè)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適用5%—35%的超額累進稅率;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等適用比例稅率,稅率為20%。
這就是說,工薪階層勞動收入的累進率最高,達到45%;個私企業(yè)主的經營性收入次之,為35%,而食利者最低,僅為20%。這無疑使得人數眾多但收入有限的工薪階層成為納稅的“冤大頭”。
個人收入所得稅是調節(jié)貧富不均的一種手段,其立法宗旨是為了緩解社會收入分配不均,防止貧富懸殊過大。但現行所得稅征收的方式、方法,卻嚴重背離了公平稅負的原則,使個人所得稅法“劫富濟貧”的本意落空。這暴露了中國個人所得稅法的不完善。因此,盡早修訂、完善個人所得稅法已成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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