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真正起到減輕中低收入者尤其是低收入者的稅負，下刀處不是“個調稅”，而是“增值稅”。
據(jù)說，個稅征收方案調整的意圖是“減負”和“調節(jié)貧富差距”。前者落腳在“起征點的提高”，后者表現(xiàn)為“最高稅率覆蓋范圍的擴大”。其實，如此這般的個稅調整，既無關窮人也無關富人，而僅僅有關中間收入階層。
個稅調整與低收入人群無關。在3000元起征點以下的低工薪者有2個多億，占了工薪人群總數(shù)的72%。起征點是3000元，還是3300元，抑或是5000元，這類討價還價可以在網(wǎng)上熱鬧非凡，但跟這個人群基本無關。
個稅調整與高收入人群關系也不大。所謂高收入階層，資產(chǎn)性收入是大頭，工資收入在其總收入中的占比很小，大量的富人甚至并不支薪，對工資部分無論怎樣施展拳腳，是撓不到金字塔頂端那部分的癢癢的。
于是，個稅調整，充其量關聯(lián)的只是幾千萬的中高工薪收入群體，而這個群體正是中產(chǎn)階層的主體。這里的含義是，“減負”和“調節(jié)貧富差距”有一個未曾明言的適用范圍：“中產(chǎn)階層內部”或“中高工薪收入群體內部”。也就是說：個稅起征點的提高和最高稅率覆蓋面的擴大，僅限于中產(chǎn)階層內部的減負和收入差距的縮小。
由上可知，將“減負”和“調節(jié)收入差距”簡單化約成個稅調整，其實際效果是模糊了焦點、轉移了視線。
要想真正起到減輕中低收入者尤其是低收入者的稅負（與直覺相反，低收入者不是沒有繳納個稅，而是繳納了相當高的個稅），下刀處不是“個調稅”，而是“增值稅”，因為增值稅里很大一部分是不叫個調稅的個調稅，是被代征了的個調稅。
而這個以增值稅面目出現(xiàn)的個調稅，與之息息相關的人群正是低工薪收入者和農(nóng)民工。
為什么這么說？邏輯鏈條是這樣的：
我們的中低收入就業(yè)人口中，大部分從事的是勞動密集型的工作。所謂勞動密集，從附加值的角度看，意思是說勞動成本是附加值的主要組成部分。所謂勞動密集型商品，這種商品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方便勞動出售的載體。對于這類勞動密集型的商品，增值稅看似是直接對商品征稅，實則是間接對勞力征稅，這時，增值稅本質是個調稅，即勞動者為出售自身的勞力交納了名為增值稅的個調稅。這個增值稅與教授外出講課所繳的個調稅并無二致。
于是，事情就清楚了：從事勞動密集型產(chǎn)業(yè)的主力人群（他們是中低收入群體的主體）并非沒有繳納個人所得稅，他們的個調稅已經(jīng)以增值稅的名義被代征了。若將17%增值稅里的三分之一即5.1%視為代征的個調稅，那么這個稅檔相當于中等工薪收入群體里月入3000-4500元（扣除三險一金的凈收入）適用的稅檔；若將17%增值稅里的百分之六十即10.2%視作代征的個調稅，那么這個稅檔相當于中等工薪收入群體里月入4500-7500元（扣除三險一金的凈收入）適用的稅檔。這意思是說，收入低的不僅在繳稅，而且還繳得出人意料的多。
降低勞動密集型產(chǎn)品的增值稅，不僅有助于稅負公平，還有助于低收入人群實質收入的提高，間接地還有助于抑制通貨膨脹。
勞動密集型產(chǎn)品增值稅降低是益處，是如何作用于低收入人群的實質收入的？兩個方面：收入和消費。從收入方面看，“增值稅”的降低擴大了勞動密集型產(chǎn)品的競爭優(yōu)勢，從而鼓勵了對勞動密集型產(chǎn)業(yè)的投資，這個投資規(guī)模的擴大，放大了對勞力的總需求，從而將改善勞力提供者的博弈地位，提高勞力提供者的市場價格，有助于勞動者實際工資的提升。從消費方面看，增值稅占了總稅收的45%，并最終加總在商品價格上，降低增值稅，有助于商品價格的降低，而商品價格的降低意味著名義工資不變條件下實質收入的提高。
如此看來，降低增值稅可謂一舉三得的事，為什么不作為呢？
更深一層看，在轉型初期，增值稅與承包合約一起，起到了界定產(chǎn)權的積極作用，是經(jīng)濟起飛的有效助力。在今天，產(chǎn)權發(fā)育相對充分、經(jīng)濟進入有機增長階段，增值稅的消極作用開始顯現(xiàn)，并且越來越成為經(jīng)濟增長的阻力。如果說，轉型初期，較高的增值稅率是強化產(chǎn)權的必要代價，那么今天仍然維持如此之高的增值稅率就撈過界了，這相當于收費公路合約期滿后的超期收費。今天，這個如此之高的增值稅率不僅降低了民眾，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的實質收入，也抑制了私人投資的潛力，同時強化了“國進民退”的趨勢。要推動經(jīng)濟持續(xù)健康增長，改善增長質量，提升全民的福祉，全面降低增值稅，刻不容緩。 （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