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歐美債務危機，乃至大宗商品價格以及新興經濟體的資產泡沫，無一例外都有跨境資本在“興風作浪”。各國如何應對國際跨境資本流動，已成當下最迫切的戰(zhàn)略性議題。征收金融資本稅，雖然操作上存在一定的難度；公平合理地分配稅源，也是一大難題，但已勢不可擋。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征收金融資本稅很可能被提上今年G20峰會的議事日程，并成為應對全球資本流動失衡以及全球金融治理的新趨勢。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隨著全球浮動匯率體系的建立以及各國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實施，資本的大規(guī)模跨境流動成為全球金融體系的最重要特征。資本流動的順周期性極大增加了各國，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宏觀經濟風險管理的復雜性，并對貨幣匯率體系和金融穩(wěn)定產生現實的影響。因此，各國如何應對國際跨境資本流動，采取何種政策工具有效實施資本流動管制，已經成為當下最迫切的戰(zhàn)略性議題，而這其中曾被認為是“非常規(guī)”手段的“托賓稅”，很可能成為未來“常規(guī)的資本管制手段”。
如何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管理，始終是全球金融監(jiān)管框架下最復雜的難題之一。大約30年前，美國經濟學家、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托賓率先提出對金融交易征稅（即托賓稅），以遏制短期資本投機的主張。托賓認為，“商品和勞務對于國際價格信號的反應速度要遠遠慢于流動資金對于國際價格的反應速度，以及由此商品和勞務價格的變動速度要遠遠慢于金融資產價格的變動速度(包括匯率)，故放慢金融市場的反應速度對于穩(wěn)定現實的經濟是絕對必要的，而以較小比例的征稅可以使金融市場的反應速度放慢。”在這位耶魯大學教授看來，因為資本的過度泛濫，國家金融體系似已成了過度潤滑的高速列車，在軌道陳舊的發(fā)展中國家飛馳而過時更易釀成巨大事故。而征收資本交易稅，就是向“國際金融飛速旋轉的車輪撒沙子”，以降低短期資本的流動性來求得全球金融體系的穩(wěn)定。不過，這么多年來，很少有政策制定者敢于附和這種想法，因為它看起來極不為社會所認可。
但全球金融一體化的趨勢，大大加快了資本擴張的步伐。統(tǒng)計數據顯示，過去二十多年間，國際資本流動的增長速度達到了14%左右，大約是全球貿易的兩倍、全球生產的四倍，再看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在當前全球每天約4萬億美元的外匯交易中，只有2%是因為貿易和國際投資引起的，其他都是投機性交易。這些投機資本，對各個金融市場的匯差、利差和各種價格差、有關國家經濟政策等高度敏感，并可能出現過度反應，進而對整個金融市場產生不可逆的正反饋機制。事實上，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歐美債務危機乃至大宗商品價格以及新興經濟體的資產泡沫，無一例外都有跨境資本在“興風作浪”。
根據國際金融協(xié)會（IIF）估計，自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至今，跨境資本向新興市場國家的流入已積累了巨大規(guī)模。2010年，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資本流入達8700多億美元，國際金融協(xié)會預測，今年從發(fā)達國家流向新興經濟體的資金將有9600億美元，明年則將超過1萬億美元。新興經濟體正在遭受的資本流入壓力是史無前例的。
新一輪跨境資本流入大潮，不僅將全面推動新興經濟體的通貨膨脹，導致貨幣被動升值，引發(fā)資產價格泡沫的風險，還將加劇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的矛盾，以及經濟政策目標之間的沖突，影響各經濟體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的傳遞途徑和政策效果。在海量的資本一次又一次嚴重沖擊實體經濟運行的的大環(huán)境下，托賓稅終于進入了各國政策制定者的視野。
渣打銀行研究報告顯示，自2009年以來，包括巴西、印度、韓國、馬來西亞等在內的新興經濟體陸續(xù)出臺了若干應對全球資本流動的不平衡的措施，諸如堵截外部資本、設定“托賓稅”等。泰國政府從去年10月13日起，已對外資投資在泰國債券的利息及資本利得課征15%預扣稅。巴西政府也在去年10月決定將外資購買債券的稅率提高兩倍至6%，以遏制流入固定收益市場的資金。韓國去年11月中旬也宣布，將支持關于對外國投資者的國債收益利得征收14%預扣稅的相關立法，并準備采取額外舉措應對資本流動變化。
形勢比人強，就連一向力挺資本流動自由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改弦更張，去年初發(fā)表了名為《資本流入：管制的作用》的政策報告，罕見地承認短期資本流動不穩(wěn)定性的負面影響，并認可在一些情況下有必要對資本流入施加管制措施。今年3月21日，IMF執(zhí)行委員會在題為“國際資本流動監(jiān)控政策框架”的討論與相關補充中確認，將首次正式制定國際資本流動管制的限制性框架。
近日，飽受金融市場動蕩之苦并負債累累的歐盟終于加入了倡導征收“托賓稅”的陣營，明言對金融交易或金融活動征收“托賓稅”將是歐盟委員會實現預算獨立的首選。就如去年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提議對資產超過500億美元的銀行股本和受保險存款以外的負債征收0.15%的銀行稅一樣，歐美立場的改變，似乎也不僅僅是出于挽救財政的考慮，實施“金融危機責任稅”，向投機資本問責將不可避免。
當然，全球征收“托賓稅”操作上還存在一定的難度，隨著金融創(chuàng)新不斷加強，各種避稅工具層出不窮，金融資產多樣化使各類頭寸相互混合，對征稅提出了挑戰(zhàn)。此外，如何在全球范圍內公平合理地分配稅源，也是一大難題。按全球外匯市場每日凈成交量為4萬億美元計，一年有250個交易日，則全年總交易量在1000萬億美元左右。如果按總凈成交量征收1%托賓稅，則稅收收入每年為大約10萬億美元，這筆巨額的收入又該如何分配？不過，與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在國際金融危機中的巨大損失相比，技術上的操作困難想來不會阻礙這一未來的大趨勢。
全球征收“托賓稅”已勢在必行，大家盡快做好準備。
（作者系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