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率太高導致逃稅——訪安永稅務咨詢部副主席沈鈺文

　　熟諳多種語言的沈鈺文先生獲得了美國雪城大學文學學士、經營管理學（會計）、法學博士學位，現(xiàn)為香港會計師公會中國聯(lián)絡委員會會員、美國執(zhí)業(yè)會計師協(xié)會會員，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中國業(yè)務執(zhí)行合伙人。他1980年加盟安永，在美國紐約國際辦事處工作，從事國際稅務工作。1981年起，參與建立中國業(yè)務的發(fā)展，服務的客戶遍及油氣公司、化學工業(yè)、銀行與金融機構、地產投資與發(fā)展等多種行業(yè)，23年的稅務工作經驗使得沈熟知各行稅法，善于應對各種疑難案例。

　　沈先生對中國稅務及法規(guī)條例尤為熟悉，曾為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咨詢有關財政與稅務方面的政策及管理問題。2002年，沈組織的香港會計師公會中國大陸法規(guī)及稅務小組，向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提交了一份名為《比較中國與其它地區(qū)及國家個人入息稅（所得稅）制度的調查報告》。

　　今天中國稅收的基礎性框架是由1994年的稅制改革奠定的，由于形勢的發(fā)展，面臨著改革。本報為此專訪了安永稅務咨詢部副主席沈鈺文先生。

　　中國稅制比較復雜

　　《21世紀》：作為一個多年從事國際稅務工作的專業(yè)人士，你對中國稅制的總體看法如何？

　　沈：中國的稅制總體來講是一個比較復雜的稅制，因為它包括兩套體系，直接稅和間接稅。間接稅包括：增值稅、營業(yè)稅等流轉稅，直接稅就是所得稅，包括個人、企業(yè)所得稅。很多國家和地區(qū)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在內都只有直接稅，沒有間接稅。即使與既有直接稅也有間接稅的國家相比，中國的稅制仍然比較復雜。

　　中國征稅的經驗還較淺。因為改革開放以前都是國有企業(yè)，征不征納不納稅也沒有那么嚴格，20多年來實行政企分開的歷史不算長，所以整個稅制還不夠成熟。

　　我舉個例子，在美國，僅僅關于企業(yè)所得稅一項，稅條的解釋規(guī)定就有一尺多厚，關于案例的解釋就不知有多少本書了，而我們對于稅制的解釋都不夠清楚、詳盡，這有一個演變的過程。

　　沒有一個稅制是很完美的，全世界所有制度都是在不停的演變，稅制一定要根據社會的改變并且去遵循社會的改變。中國從一個國有經濟體系逐步改為民營經濟體系，所得稅在這里要逐步發(fā)揮更重要的角色�，F(xiàn)在社會財富分化越來越嚴重，政府只有通過稅制去平衡。

　　所得稅是當務之急

　　《21世紀》：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稅制改革的目標有多項，你認為目前最需要改的是哪一塊？

　　沈：當務之急是解決所得稅的問題，一是企業(yè)所得稅，二是個人所得稅。我們與國家稅務總局有過交流，他們也認為企業(yè)所得稅的修改是當務之急。

　　現(xiàn)在中國間接稅占80％以上，直接稅只占20％。而我們講稅收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財富重新再分配，所得稅扮演社會財富再分配角色更為重要。而在中國稅收只有20％來自直接稅就達不到這個目的，國際上很多國家都是直接稅和間接稅各占一半，中國應該通過稅制的強化，使直接稅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

　　《21世紀》：剛才兩個問題，你都提到所得稅的問題，那么你認為中國所得稅問題的癥結在哪里？我們先從企業(yè)所得稅開始吧，你認為內外資企業(yè)所得稅統(tǒng)一稅率定在何處？

　　沈：現(xiàn)在內資企業(yè)所得稅率基本為33％，許多外商企業(yè)所得稅率只有15％或24％。因為WTO協(xié)議對于中國調整企業(yè)所得稅沒有硬性規(guī)定，所以對于目前內外資不平等的所得稅稅率這一塊，政府覺著可以調也可以不調。從中國來講，保持一點不公平制度不是不好，因為我們重點是吸收外資，作為國家宏觀來講是要平衡兩方面的，如果吸收外資比我們增加稅收帶來的好處多，那對外資保持優(yōu)惠也是值得的。

　　企業(yè)所得稅的問題不是稅率問題而是解釋問題�，F(xiàn)在內外資兩套稅法，兩套稅法就意味著有兩套解釋，不同的稅制，遵循的依據不同，極易制造混亂。因為很多稅的來源就在稅法的解釋上面，有稅法才有依據，為什么國外關于一個稅種的解釋可以寫幾本書，稅種可以簡單但解釋一定要清楚。調整后內外資企業(yè)可以一套稅法，執(zhí)行兩個不同稅率。

　　我個人覺得在企業(yè)所得稅方面，中國作為一個經濟發(fā)展中的國家，重點是吸收外資，相比之下稅是不重要的。你比如說外商投資一美元，乘以一個貨幣乘數，如果吸收一美元加乘數變?yōu)?美元，好似給經濟打了個強心針。我認為中國現(xiàn)在企業(yè)所得稅的制定應該鼓勵企業(yè)去發(fā)展，增加就業(yè)機會，解決就業(yè)大問題；而且創(chuàng)造就業(yè)，這些人要領工資，也要納稅，納稅的基數就變大了；我們強調的是要創(chuàng)造納稅的基數而不是把稅率提高。

　　美國所得稅率一度很高，后來里根總統(tǒng)把個人所得稅由70％減到20％多，企業(yè)所得稅由49％減到30％多，美國稅收反而增長上去了。

　　稅率太高會導致逃稅

　　《21世紀》：對于個人所得稅這塊，國家稅務總局有位官員曾說是征管最差的一個稅種，你如何看？

　　沈：對，因為稅率太高，最高到45％。

　　與國外相比，有兩個比較大的差異：一是西方國家個人所得稅是按年度征收，而我們是按月征收，這是最大的差異；第二，2002年我們調查了22個國家的個人所得稅稅率，包括歐盟、中國的貿易伙伴在內，中國稅率偏高，位列前5名，北歐最高，但北歐不是我們重要的貿易伙伴，我們要和重要的貿易伙伴相比。香港是2％－15％，新加坡是2％－28％，馬來西亞是1％－29％，日本10％－37％，美國15％－39％，而中國為5％－45％。

　　我們給政府建議，把個人所得稅率降下來，這樣人們賺錢就會有動力，至少沒有阻力。人人都要納稅，但這個門檻太高了，很多人就會故意去逃稅。

　　《21世紀》：你認為影響個人所得稅繳納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沈：公民納稅意識和制度，這兩者是相互配合的，當然稅率高也是一個因素。中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環(huán)節(jié)要強化。為什么說強化，比如美國公民環(huán)球納稅，公司有義務替稅務局預扣稅金，年底結算；如果你到銀行存錢有利息，銀行有責任向稅務當局通知這個人每年收了多少利息，以此類推；中國沒有這樣的社會體系，個人收入中惟一可以容易找到的是工資。整個系統(tǒng)的強化有一個過渡期，需要一段時間。其中最重要的還是個人納稅意識強不強，這是公民教育問題，但是如果稅率比較低了，公民對納稅責任的接受也比較強一些。

　　你比如現(xiàn)在剛剛起步的民營企業(yè)，幾個人的公司，如果他要去建立一個健全的用人用工企業(yè)制度，他會發(fā)現(xiàn)成本很高，所以他會盡量去逃避這一塊。

　　個人所得稅高，對吸引海外專才也極為不利，因為現(xiàn)在腦力比勞力更值錢；現(xiàn)在個人所得稅所能征的就是工資那一塊，不如讓專才們發(fā)揮更大的創(chuàng)造價值。

　　增值稅要調整稅率

　　《21世紀》：內地對增值稅改革的呼聲也很高，你在實際工作中感覺如何呢？

　　沈：增值稅改革有需求。因為現(xiàn)在不論什么行業(yè)，什么商品都是一刀切17％或13％的稅率；而國外是不同的產品納不同的稅。比如糧食為什么要付13％呢？很多基本生活用品不應該稅率這么高。所以增值稅的主要問題是調整稅率。

　　同時還有一個問題，營業(yè)稅和增值稅是不銜接的，這等于雙重征稅。最簡單，你去餐廳喝酒，餐廳買回來的酒含增值稅，然后你去購買餐飲服務又有營業(yè)稅，但它與餐廳買酒時付的增值稅是不能互相抵扣的，這等于雙重征稅，這在全球比較少見。加入WTO后，一直講要兩稅合并，但遲遲沒有出臺。

　　《21世紀》：增值稅改革后，有哪些行業(yè)會首先受益？

　　沈：具體如何改我不是太清楚。我了解的是增值稅改革主要針對固定資產投資這一塊，原來的進口設備不許抵扣，將來的趨勢是一切與生產有關的機器設備的增值稅可以抵扣銷項增值稅。個中有很重要的一條，現(xiàn)在進口設備許多是不用付稅的，將來卻都要付，雖然可以抵扣，對企業(yè)來說做成一定資金壓力，所以有得必有失。

　　遺產稅現(xiàn)在沒必要

　　《21世紀》：在稅制改革中，多次提到完善財產稅。你認為呢？

　　沈：遺產稅的問題討論過很多次，一直沒執(zhí)行。遺產稅的建立我認為在中國目前的發(fā)展階段不太合適。美國沒有遺產稅，個人財富增長得很快，有錢人有一個特點，一般來講他不會把錢存在銀行，他會繼續(xù)投資，這樣對推進經濟發(fā)展是極有好處的。從長期來看這一稅種可以建立，但短期內尤其在中國經濟發(fā)展當中，現(xiàn)時沒有多大必要。

　　《21世紀》：你對社會保險稅和繼續(xù)推進“費改稅”，如何看？

　　沈：中國的社會保險稅在全球比例最高，我了解內地一個人每月提取的保險費用合計接近工資的50％多，而且國內有些地方是沒有上限的，而先進國家如美國都是有一個上限的。

　　關于“費”的問題，是很多地方政府不應該收的，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亂立名目，搞得既復雜又混亂，應該取消。很多地方以前收“投資方向調節(jié)稅”把很多外商都嚇壞了，當然現(xiàn)在這一稅種已經取消了。

　　中央政府應集中稅源

　　《21世紀》：在中國的征稅體系上，可否談談你的看法？

　　沈：中國目前與國外相比在征稅環(huán)節(jié)上有一點不太好，比如美國聯(lián)邦政府統(tǒng)籌收所有人的稅，而中國個人所得稅是交地方，分區(qū)的，小到區(qū)里面，這就有幾點弊病：第一稅源不集中；第二中央宏觀上很難掌握地方執(zhí)行如何；第三政府不知道制度的漏洞、弱點在哪里。中國稅制是中央政府只負責頒布政策，地方執(zhí)行，美國的政策制定，征稅、納稅都是由一個單位負責，而我們目前國稅和地稅之間溝通不夠，有些客戶曾經向我們抱怨企業(yè)不知道該怎樣交稅，是交營業(yè)稅還是交增值稅？稅制改革，就是要把營業(yè)稅取消，把增值稅歸到一個地方收，這就要解決稅源分流的問題，在中央和地方之間會引起一些利益沖突。中國演變到美國的制度很難，因為整個財政的分配制度都不一樣，改變很大，不是短期能辦到的。而現(xiàn)在的經濟環(huán)境和背景與1994年稅革實施分稅制的時候已經有較大不同，中央會否有那么大的決心很難說。

　　稅種太多增加管理成本

　　《21世紀》：稅制改革后，中國與周邊國家相比在國際貿易上是否會得益？

　　沈：與周邊國家相比，中國目前稅率明顯偏高，比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香港都高，即使改革后也不見得會低到哪里。但對于外資企業(yè)進入中國最大的吸引力是市場，而非出口，中國市場十幾億人口，他們要做的是內銷。但無論中國的稅制如何改革，外資企業(yè)應該是向著好的方面發(fā)展的，因為至少不會加稅。

　　《21世紀》：中國稅制改革對國際資本流動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沈：一定是正收、正入的概念，否則稅制改革就失去了應有的意義。2002年，中國吸引外商的直接投資達到470億美元，首次超過了美國，美國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外商投資國，說明中國新興市場強勁的生命力和后勁。

　　《21世紀》：你能預測一下中國稅制改革的進度、推進方式和效果么？

　　沈：據我和國家稅務總局的接觸和了解，他們是很急的，因為涉及到政府換屆，我個人估計可能要到2004年稅制改革獲得通過，2005年可以執(zhí)行。

　　在稅制問題上，全球都應該走一條路，稅制形式不可能太多，太復雜，越簡單越好。什么屠宰稅、筵席稅沒意思，吃飯?zhí)�多就要付錢，能收多少錢。不符合收稅的原則和目的，而且稅種太多，增加管理成本。凡事都是一個道理，簡單的容易讓人信服，容易讓人執(zhí)行，容易讓人納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