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貨幣政策的分析是目前國內(nèi)研究的熱點之一。但現(xiàn)實中，貨幣政策總是和財政政策交織在一起，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同調(diào)節(jié)整個經(jīng)濟的發(fā)展。長期以來，西方經(jīng)濟學界一直重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作用及其最優(yōu)搭配問題的研究。早在宏觀經(jīng)濟學誕生不久，就有人利用凱恩斯經(jīng)濟理論，在IS-LM模型及其擴展模型中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搭配問題。在凱恩斯主義經(jīng)濟理論衰落之后，盧卡斯等（Lucas，et al.1983）利用公共財政理論、阿萊西納等（Alesina，et al.1987）利用博弈理論分別討論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最優(yōu)組合問題。

　　Chari，Christinao ＆ Kehoe（1991）、Chari ＆ Keheo （1999）等沿著盧卡斯的思路、Debelle ＆  Fisher  （1994）、Banerjee（1997）等沿著阿萊西納的思路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進入新世紀以后，一方面，20世紀90年代多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使人們不得不再次重視貨幣政策的基礎研究；另一方面，歐元區(qū)的客觀現(xiàn)實為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最優(yōu)組合的理論研究提供了機會。因此，最優(yōu)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研究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下面，首先以上述兩條思路為主線，分別介紹相應的研究成果，然后說明相關的實證分析。

　　一、基于公共財政理論的分析

　　這種分析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假設政府集財政政策職能和貨幣政策職能于一身，政府的支出為外生性給定，政府通過稅收、發(fā)行債券和貨幣獲得收入。這樣政府的財政政策就簡化為稅率和債券發(fā)行量的選擇，貨幣政策就簡化為貨幣發(fā)行量的選擇。

　　然后，通過構造拉姆齊問題（Ramsey problem），利用拉姆齊均衡（Ramsey eqtlilibrium）來刻畫最優(yōu)稅率、最優(yōu)債券發(fā)行量和最優(yōu)貨幣發(fā)行量的特征。最后，分析這些最優(yōu)政策下的名義利率是否符合弗里德曼規(guī)則。這種方法的本質是利用“通貨膨脹稅”，把最優(yōu)的貨幣發(fā)行量問題轉化為一個最優(yōu)稅率問題。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彈性價格且市場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分析，二是市場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分析。

　　1.彈性價格且市場完全競爭下的最優(yōu)政策分析。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有Lucas et al.（1983）、Kimbrough（1986）、Faig（1988）、Cooley et al.（1989、1992）、Guidotti et al.（1993）、Chari et al.（1991、1994、1996、1999）。盧卡斯等人重點分析了一個沒有資本條件下，最優(yōu)政策的時間一致性問題。他們認為，在沒有貨幣時存在最優(yōu)財政政策，政府可通過稅率和債券的組合使社會福利最大，最優(yōu)財政政策具有時間一致性。在有貨幣時，雖然存在最優(yōu)貨幣發(fā)行量，但這一貨幣政策不具有時間一致性。因此，建立某種形式的制度以保證政策的執(zhí)行是非常重要的。沿著這一思路，Kimbrough（1986）利用公共財政理論重新分析了最優(yōu)貨幣數(shù)量規(guī)則，F(xiàn)aig（1988）、Guidotti et al.（1993）在一個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模型中分析了最優(yōu)稅率問題，Cooley et al.（1989、1992）利用新古典增長模型和經(jīng)濟周期模型討論了最優(yōu)稅率問題。

　　Chari et al.（1991）利用實際經(jīng)濟周期的理論和方法對上述工作進行了擴展，一是考慮了資本積累，另一是考慮了政策在應對技術沖擊、減緩經(jīng)濟波動方面的作用。但他們的分析只是在實體經(jīng)濟中引入了資本因素，在貨幣經(jīng)濟中仍然沒有資本。在對實體經(jīng)濟的分析中，他們認為，最優(yōu)的財政政策具有以下特點：（1）勞動收入征稅的稅率在經(jīng)濟波動中應該基本不變；（2）資本收入應該不征稅。而在對貨幣經(jīng)濟的分析中，認為最優(yōu)貨幣政策應該對沖擊做出響應，對技術沖擊是反周期的、對政府支出沖擊是順周期的，并且滿足“弗里德曼規(guī)則”，即名義利率為零。

　　Chari et al.（1999）利用不同的經(jīng)濟模型深人討論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最優(yōu)性問題。他們認為，（1）對一個確定性增長模型而言，即使是存在經(jīng)濟主體的異質性，穩(wěn)定狀態(tài)的資本收入稅率應該為零。如果經(jīng)濟主體的偏好滿足消費和勞動的可分性條件，在非穩(wěn)定狀態(tài)下的資本稅率應該在期初時征稅，在此之后不再征稅。（2）對于存在技術沖擊和政府支出沖擊的隨機增長模型而言，勞動收入的稅率應該不變。政府利用發(fā)行債券來發(fā)揮財政政策的沖擊吸收器功能。（3）即使考慮經(jīng)濟增長的內(nèi)生性和開放性，上述結論仍然成立。（4）對于三個典型的貨幣模型（即現(xiàn)金商品一信貸商品模型、貨幣具有效用模型和購買時間模型而言），在經(jīng)濟主體的效用函數(shù)滿足位似性和可分性條件下，最優(yōu)貨幣發(fā)行量滿足弗里德曼規(guī)則，并且貨幣經(jīng)濟模型可被解釋為有中間商品的實體經(jīng)濟模型。（5）在條件不滿足時，或者，弗里德曼規(guī)則成立，但模型不能解釋為有中間商品的實體經(jīng)濟模型；或者，模型可以解釋為有中間商品的實體經(jīng)濟模型，但弗里德曼規(guī)則不成立。

　　2.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的最優(yōu)政策分析。Schmitt -Grohe，et al.（2004a）首先討論了彈性價格但市場為不完全競爭的最優(yōu)政策問題。他們認為，名義利率相當于對壟斷利潤間接征稅。如果政府能夠把壟斷利潤全部征收，那么弗里德曼規(guī)則是最優(yōu)的。但現(xiàn)實中政府無法做到這一點，因此名義利率為正，并隨經(jīng)濟情況的變化而變化。壟斷的程度越高，名義利率越大。勞動收入的稅率基本不變。通貨膨脹的波動較大，但時間序列特征上自相關關系很弱。

　　Siu（2004）在現(xiàn)金商品-信貸商品的貨幣經(jīng)濟模型中引入不完全競爭和價格粘性分析了最優(yōu)政策問題。他認為，由于存在價格粘性，通貨膨脹的變化會引起資源配置的扭曲，帶來經(jīng)濟效率的損失成本。

　　而彈性價格下，通貨膨脹變化不存在這樣的損失成本。因此，政府必須在通貨膨脹變化所帶來的平滑稅收收益與資源配置扭曲成本之間進行權衡。利用美國戰(zhàn)后數(shù)據(jù)對模型進行的校準結果顯示：（1）價格粘性對最優(yōu)通貨膨脹的波動影響明顯。粘性價格的波動幅度明顯小于彈性價格的波動幅度。具體而言，如果有2％的企業(yè)不能靈活調(diào)整價格，那么粘性價格的通貨膨脹波動幅度僅有彈性價格的1/8；如果有5％的企業(yè)不能靈活調(diào)整價格，則粘性價格的波動幅度僅為彈性價格的1/16.（2）價格粘性對名義利率有影響，但影響不大。在彈性價格下，名義利率為零，弗里德曼規(guī)則成立；在粘性價格下，名義利率視經(jīng)濟情況而定，接近于零。（3）價格粘性對稅率和政府實際債務的時問序列特征方面影響明顯。在彈性價格下，稅率和政府實際債務的時間序列特征與經(jīng)濟沖擊的時間序列特征基本相同；但在粘性價格下，二者的時間自相關程度接近于1，呈現(xiàn)隨機游走的動態(tài)特征，與經(jīng)濟沖擊的時間序列特征基本無關。（4）美國經(jīng)濟的實際通貨膨脹波動成本大于收益。但如果政府支出沖擊的波動增大，則通貨膨脹的收益會增加，甚至大于其成本。

　　Schmitt—Grohe，et al.（2004b）在一個貨幣能降低交易成本的貨幣經(jīng)濟模型中，同樣討論了粘性價格和不完全競爭市場對最優(yōu)政策的影響。雖然他們的模型與Siu的模型不同，但結論基本上相同。即，弗里德曼規(guī)則不再成立，通貨膨脹的波動很小，政府債務和利率具有隨機游走的動態(tài)特征。

　　在上述分析中，除了Lucas，et al.（1983）以外，都沒有考慮政策的時間一致性問題，他們都假設政府能夠執(zhí)行自己的承諾。Alyarez，et al.（2004）則專門分析了政策的時間一致性。他們的分析表明，對于應用研究中廣泛使用的一些貨幣經(jīng)濟模型而言，如貨幣具有效用模型（MIU）、現(xiàn)金商品-信貸商品模型、貨幣購買時間模型，如果最優(yōu)政策是時間一致的，則弗里德曼規(guī)則是最優(yōu)的；反過來，如果弗里德曼規(guī)則是最優(yōu)的，則最優(yōu)政策是時間一致的。這一結果暗示，實踐中政策當局能夠通過精心的債務管理解決政策的時間一致性問題。

　　二、基于博弈理論的分析

　　這種分析方法的思路是，首先假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分別由兩個獨立的部門執(zhí)行。雖然財政當局和貨幣當局的目標都包含產(chǎn)出和價格，但二者的目標差異非常明顯。這種差異表現(xiàn)為，一方面，在產(chǎn)出和價格的理想水平上，雙方的看法不同；另一方面，在產(chǎn)出和價格的權衡上，雙方也有所側重。通常情況下，保守的貨幣當局不僅產(chǎn)出和價格的理想水平比財政當局低，而且在產(chǎn)出和價格的權衡方面，貨幣當局更注重價格。由于財政當局和貨幣當局的相對獨立以及各自目標的差異，其行動選擇對經(jīng)濟的影響就有多種可能。首先是雙方是協(xié)調(diào)合作，還是各自行動。如果是各自行動，那么行動的類型是執(zhí)行規(guī)則，還是相機抉擇。如果是相機抉擇，那么雙方是同時行動，還是有先后順序。如果有先后順序，那么是財政當局先行，還是貨幣當局先行。對于這些不同的情況，通過構造適當?shù)牟┺哪Ｐ停涂煞治稣叩淖顑?yōu)性問題。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單個財政當局和單個貨幣當局的分析，另一是多個財政當局和單個貨幣當局的分析。顯然，后者不僅要分析財政當局與貨幣當局的關系，還要分析多個財政當局之間的相互關系。

　　（一）單個財政當局與單個貨幣當局的政策分析

　　Alesina，et al.（1987）首先利用博弈理論分別討論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最優(yōu)組合問題。在他們的分析中，貨幣當局選擇通貨膨脹、財政當局選擇稅率，雙方在產(chǎn)出、通貨膨脹的理想水平上相同，但在通貨膨脹和產(chǎn)出的權衡方面存在差異。他們重點討論了貨幣當局執(zhí)行承諾與不執(zhí)行承諾兩種情況下，財政當局與貨幣當局的納什均衡特征。Debelle，et al.（1994）則分析了貨幣當局與財政當局的納什均衡和斯坦博格均衡。Baneriee（1997）則在博弈論模型的框架下，重點討論了政策的時間一致性問題。

　　Dixit，et al.（2000）首先從經(jīng)濟主體的理性選擇角度重新說明了財政政策對經(jīng)濟的影響。他們的分析表明，在存在壟斷競爭和價格粘性情況下，如果經(jīng)濟處于或者接近完全就業(yè)時，擴張性財政政策會降低產(chǎn)出；如果經(jīng)濟處于蕭條時，擴張性財政政策則會增加產(chǎn)出。需求型的財政政策（如增加政府支出）會產(chǎn)生通貨膨脹壓力；供給型的財政政策，如降低稅率，則會減少通貨膨脹壓力。在此基礎上，他們認為：（1）當雙方同時行動時，產(chǎn)出和通貨膨脹的結果有三種可能：一種是產(chǎn)出高于、通貨膨脹低于雙方的理想水平；另一種是產(chǎn)出低于、通貨膨脹高于雙方的理想水平；最后一種是，或者產(chǎn)出高于雙方的理想水平、通貨膨脹則處于雙方的理想水平之間；或者通貨膨脹低于雙方的理想水平、產(chǎn)出處于雙方的理想水平之間。雖然第一種結果看起來很有吸引力，但實際上很難成為現(xiàn)實。現(xiàn)實中更有可能出現(xiàn)的是第三種結果。（2）當有一方具有先行選擇優(yōu)勢時，結果同樣有三種可能。這三種結果均比雙方同時行動的結果要更好一些。（3）存在兩種優(yōu)先選擇權時，很難說誰先行動結果會更好一些。這意味著雙方的合作結果會更好一些。（4）當貨幣當局執(zhí)行承諾時，其結果與貨幣當局有優(yōu)先選擇相同。另外他們還討論了財政政策制度性約束的影響，結果表明這種制度約束會使產(chǎn)出和通貨膨脹更接近貨幣當局的理想水平。

　　Dixit，et al.（2003）從經(jīng)濟主體的理性選擇角度重新考慮了財政當局的目標。他們認為，財政當局的目標成本不僅包括產(chǎn)出和通貨膨脹與理想水平的偏差，而且，包括財政政策本身的成本。相應的最優(yōu)政策分析表明：（1）在貨幣當局與財政當局的目標一致，而且雙方聯(lián)合遵守承諾條件下，如果沒有財政政策的自身成本，則最優(yōu)政策使產(chǎn)出和通貨膨脹與理想水平一致；財政政策成本會使產(chǎn)出低于理想水平，通貨膨脹平均水平與理想水平一致。他們把前一種結果稱為第一優(yōu)，后一種結果稱為第二優(yōu)。（2）在雙方為相機抉擇條件下，雙方同時行動的最優(yōu)政策使產(chǎn)出低于、通貨膨脹高于第二優(yōu)。財政當局先行的結果是，或者，產(chǎn)出高于、通貨膨脹低于雙方同時行動的結果；或者，產(chǎn)出低于、通貨膨脹高于雙方同時行動的結果。貨幣當局先行的結果是，或者產(chǎn)出與通貨膨脹同時高于、或者同時低于雙方同時行動的結果。這說明這三種體制安排各有所長。（3）在雙方有一方執(zhí)行承諾、另一方相機抉擇條件下，如果貨幣當局不能內(nèi)部化財政政策的成本，則財政當局的相機抉擇行為會使貨幣當局執(zhí)行承諾變得毫無意義；而貨幣當局的相機抉擇行為不會使財政當局的執(zhí)行承諾失去意義。

　　（二）多個財政當局與單個貨幣當局的政策分析

　　Sibert（1992）、Levine，et al.（1994）、Beetsma，et al.（1998）從財政政策為社會提供公共物品的角度出發(fā)，討論貨幣統(tǒng)一區(qū)的最優(yōu)政策問題。他們認為，如果多個財政當局是分散決策、貨幣當局是相機抉擇，就會產(chǎn)生系統(tǒng)的通貨膨脹偏差和公共物品的過度支出。事實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往往是由財政當局試圖穩(wěn)定經(jīng)濟而形成。因此，應該從穩(wěn)定經(jīng)濟角度研究最優(yōu)政策。由此出發(fā)，Beetsma，et al.（1998）認為，在貨幣同盟區(qū)內(nèi)，對各國財政當局的某些限制，如歐盟的《穩(wěn)定與增長條約》，能提高社會的福利水平，因而是必要的。而Dombush（1997）、Chaie，et al.（1998）則認為，如果貨幣當局能夠執(zhí)行承諾，則對財政當局的限制沒有必要，甚至是有害的。這意味著貨幣當局應該保持較強的獨立性。

　　Dixit，et al.（2001、2003）認為，由于存在財政政策的外部性，統(tǒng)一的貨幣政策會產(chǎn)生時間不一致性。

　　非合作的財政政策會使產(chǎn)出過低、通貨膨脹過高。

　　但如果當局各方能夠就產(chǎn)出和通貨膨脹的理想水平達成一致，那么即使沒有財政當局的政策協(xié)調(diào)以及貨幣當局的執(zhí)行承諾，經(jīng)濟也會達到理想水平。他們把這種現(xiàn)象稱為政策的共生性。

　　Uhlig（2003）雖然也得出了財政當局協(xié)調(diào)行動比不協(xié)調(diào)要好的結論，但他反對任何政策當局的協(xié)調(diào)行動。他認為，由于潛在財政赤字、免費搭車等原因，政策的協(xié)調(diào)難以成功。因此，應該從制度構建入手，嚴格財政當局和貨幣當局的政策規(guī)則，強化《穩(wěn)定與增長條約》。為防范可能出現(xiàn)的金融危機，應建立強大的銀行監(jiān)管體系。

　　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組合的實證分析

　　Melitz，et al.（2002）利用19個OECD國家1960～1995的相關數(shù)據(jù)證實，在這些國家中“松”財政政策促發(fā)了“緊”貨幣政策，而“緊”貨幣政策引發(fā)了“松”財政政策。他們把這種現(xiàn)象稱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替代。Von Hagen，et al.（2002）利用20個OECI）國家的數(shù)據(jù)也證實了這一點。就其原因，他們認為，由于受“馬約”的影響，為了滿足加入歐盟的條件，各國財政當局采取了保守的財政政策，而貨幣當局則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

　　Carlo（2003）分析了德國、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1960-2000的數(shù)據(jù)，認為，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各國的貨幣當局采取了嚴厲的貨幣政策，有效地消除了通貨膨脹。各國的財政赤字與財政政策無直接聯(lián)系，是由非政策性的沖擊造成。財政當局的行動變化沒有改變貨幣當局的政策選擇。另外，他們以意大利為例特別強調(diào)了，必須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統(tǒng)一框架中進行分析，單獨就其中的一個進行分析很可能誤人歧途。

　　Muscatell，et al.（2004）利用新凱恩斯主義模型分析了美國1970～2001年的政策情況，認為，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替代的，但從90年代開始政策的互補性增強。不過互補性是非對稱的。同時，他們強調(diào)，判斷政策是互補的還是替代的，不僅與經(jīng)濟沖擊的類型有關，而且與所采用的模型有關。

　　參考文獻：

　　[1]Alesina， A. ＆ G.Tabellini， 1987， “Rules and discretion with non- coordinated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 Economic In- quiry 25（4） ： 619 - 630.

　　[2]Alvarez， F.， P.J. Kehoe ＆ P.A. Neumeyer， 2004， “The time consistency  of optimal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Econometri ca 70（2） ： 541 - 567.

　　[3]Banerjee， G.， 1997， “Rules and discretion with separate fiscal  authorities  and a  common  monetary authority.” Doctoral disserta- tion. Tuscaloosa， AL： University of Alabama.

　　[4]Beetsrna， R.M.W. ＆ A.L. Bovenberg， 1998， “Monetary union without fiscal  coordination  may discipline policymak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5 （2） ：239 - 258.

　　[5]Carlo， A.F.， 2003， “How do European monetary and fiscal au thorities  behave？ ”， in M Buff，  eds， Monetary ＆ Fiscal Policies in EMU： Interactions and Coordination， Cambridge， Pluntin.

　　[6]Chari， V.V.， L.J.Christinao ＆ P.J.Kehoe， 1991， “Optimal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some recent results.” Journal of Mon ey， Credit ＆ Banking 23（3） ：519 - 539.

　　[7]Chari， V.V.＆ P.J.Kehoe， 1999， “Optimal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In： J. B. Taylor，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es. North - Holland， Amsterdam.

　　[8]Chari， V.V.＆ P.J.Kehoe， 1998， “On the need for fiscal con  straints in a monetary  union. ”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 neapolis， Working paper， 589.

　　[9]Debdll， D. ＆ S. Fisher， 1994， “How independent should a cen  tral bank be？”  In： J.C.Fuhrer， ed， Goals， Guidelines， and Constraints　Facing Monetary Policymakers.　Federal　Reserve Bank.

　　[10]Dixit， A. ＆ L.Lambertini， 2000， “Fiscal discretion destroys monetary  commitment.”  Mimeo， Princeton University ＆ UCLA.

　　[11]Dixit， A. ＆ L.Lambertini， 2003， “Interactions of commitment and discretion in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 American Eco- nomic Review， 93（5）， 1522- 1542.

　　[12]Dixit， A. ＆ L.Lambertini， 2001， “Monetary-Fiscal policy in teractions  and commitment  versus discretion in a monetary un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5（4） ：977 - 978.

　　[13]Dixit， A. ＆ L.Lambertini， 2003， “Symbiosis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in a  monetary un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 nomics， 60（2）， 235- 247.

　　[14]Dornbusch， R.， 1997， “Fiscal aspects of monetary inte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2） ：221 - 223.

　　[15]Levine， P. ＆ A. Brociner， 1994， “Fiscal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EUM： a dynamic  game  approach.”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 ＆ Control 18（3/4） ：699 - 729.

　　[16]lucas Jr. ＆ N.L.Stokey， 1983， “Optimal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in an economy without  capital.” Journal of Monetary Eco nomics 12（1） ：55 - 93.

　　[17]Melitz， J.， 2002， “Debt， deficits and the behavior of monetary  and fiscal  authorities”，  in M Buti， et at.， eds， The Behavior of Fiscal Authorities， Palgrave， Basinystoke， 215- 240.

　　[18]Muscatelli， V.A.， P.Tirelli ＆ C. Trecroci， 2004，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interaction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optimal policy using a structural New-Keynesian Model. ”  Journal of  Macrocconomics 26（ 2）：257 - 280.

　　[19]Schmitt- Grohe， S. ＆ M. Uribe， 2004a， “Optimal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under  imperfect competition.” Journal of Macroe- eonomics 26（2） ： 183 - 209.

　　[20]Schmitt- Grebe， S.， ＆ M. Uribe， 2004b， “Optimal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under  sticky price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14（2） ： 198 - 230.

　　[21]Siu， H， E.， 2004， “Optimal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under sticky prices.” J 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1（3）： 575-607.

　　[22]Sibert， A.， 1992， “Government finance in a common  currency are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 Finance 11 ： 567 - 578.

　　[23]Von-Hagen， J.， A.H.Halletl ＆ R.Strauch， 2003， “Quality and  success of budgetary  consolidations.” in M Buti， et at.， eds， The Behavior of Fiscal Authorities， Palgrave， Basinystoke，  17 -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