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法國總統(tǒng)薩科齊來華與中國商討金融資本交易稅事宜，這意味著征收金融資本稅很可能被提上今年G20峰會的議事議程，并成為應對全球資本流動失衡以及全球金融治理的新趨勢。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隨著全球浮動匯率體系的建立以及各國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實施，資本的大規(guī)�？缇沉鲃映蔀槿蚪鹑隗w系的最重要特征。資本流動的順周期性極大增加了各國，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宏觀經濟風險管理的復雜性，并對貨幣匯率體系和金融穩(wěn)定產生現實的影響，因此，各國如何應對國際跨境資本流動，采取何種政策工具有效實施資本流動管制已經成為最迫切的戰(zhàn)略性議題，而這其中曾被認為是“非常規(guī)”手段的“托賓稅”很可能成為未來極為“常規(guī)”的資本管制手段。
事實上，早在大約30年前，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托賓率先提出對金融交易征稅（即托賓稅），以遏制短期資本投機。在托賓看來，資本的過度泛濫似乎使國家金融體系成為一個過度潤滑的高速列車，在軌道陳舊的發(fā)展中國家飛馳而過時更容易釀成巨大事故，因此征收資本交易稅就是向“國際金融飛速旋轉的車輪撒沙子”，以降低短期資本的流動性來獲得全球金融體系的穩(wěn)定。
不過，此后，很少有政策制定者敢于提出這種想法，因為它看起來極其不為社會所認可。統(tǒng)計數據顯示，在過去的20多年里，全球GDP增速3.5%左右，國際貿易增長平均增長6.8%左右，但國際資本流動的增長速度達到了14%左右，大約是全球貿易的兩倍、全球生產的四倍，全球金融一體化的趨勢大大增強，資本擴張的步伐明顯加快。
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顯示，當前全球每天有日均4萬億美元的外匯交易中，只有2%是因為貿易和國際投資引起的，其他都是投機性交易。這些投機資本對各個金融市場匯差、利差和各種價格差、有關國家經濟政策等高度敏感，并可能出現過度反應，從而對整個金融市場產生不可逆的正反饋機制。事實上此次金融危機、債務危機、乃至大宗商品價格以及新興經濟體的資產泡沫無一例外的都有跨境資本的“興風作浪”。
時至今日，當海量的資本一次又一次嚴重沖擊實體經濟運行的時候，托賓稅又再次進入各國政策制定者的視野。渣打銀行研究報告顯示，自2009年以來，包括巴西、印度、韓國、馬來西亞、中國臺灣等在內的新興經濟體陸續(xù)出臺了若干措施應對全球資本流動的不平衡，堵截外部資本、設定“托賓稅”等。泰國政府決定，從2010年10月13日起，對外資在泰國債券的利息及資本利得課征15%預扣稅。巴西政府2010年10月決定將外資購買債券的稅率提高兩倍至6%,以遏制流入固定收益市場的資金。韓國去年11月中旬也宣布，將支持關于對外國投資者的國債收益利得征收14%預扣稅的相關立法，并準備采取額外舉措應對資本流動變化。
而作為一向鼓吹資本流動自由化的IMF也改弦易張。去年初IMF發(fā)表了一篇名為《資本流入：管制的作用》的政策報告。該報告罕見地承認短期資本流動不穩(wěn)定性的負面影響，并認可在一些情況下有必要對資本流入施加管制措施。2011年3月21日，IMF執(zhí)行委員會討論了題為“國際資本流動監(jiān)控政策框架”的文章與相關補充說明，將有史以來首次正式制定國際資本流動管制的限制性框架。
近日，飽受金融市場動蕩之苦以及負債累累的歐盟終于加入了倡導征收“托賓稅”的陣營，表示歐盟對金融交易或金融活動征收“托賓稅”將是歐盟委員會實現預算獨立的首選。就如去年奧巴馬提議對資產超過500億美元的銀行股本和受保險存款以外的負債征收0.15%的銀行稅一樣，歐美立場的改變似乎也不僅僅是出于挽救財政的考慮，實施“金融危機責任稅”，向投機資本問責將不可避免。
當然，全球征收“托賓稅”還存在一定操作上的難度，隨著金融創(chuàng)新不斷加強，各種避稅工具層出不窮，金融資產多樣化使各類頭寸相互混合，對征稅提出了挑戰(zhàn)，此外，如何在全球范圍內公平合理的分配稅源也是一大難題。不過，與危機對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的損失相比，技術上的操作困難不會阻礙這一未來的大趨勢，全球征收“托賓稅”似乎已經勢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