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稅榜”幕后思考：中國老板偷稅3000億元？

　　——《中國稅務》雜志社社長張木生訪談

　　國家稅務總局計劃統(tǒng)計司與《中國稅務》雜志社日前聯合推出了2002年度中國納稅排行榜，它們分別是“中國納稅百強排行榜”、“中國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yè)納稅百強排行榜”、“中國私營企業(yè)納稅50強排行榜”、“中國72行業(yè)納稅10強排行榜”。

　　排行榜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以下這組數據：中國納稅最多的100家企業(yè)去年共計交納稅金1858.69億元，其中只有兩家超過百億元，大慶油田有限公司以175.04億元高居榜首，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以107.56億元奪得亞軍。35家煙草加工企業(yè)登上納稅百強排行榜，納稅549.32億元，其中偏居一隅的云南就有7家煙廠上榜百強；煙草行業(yè)成為我國的第一大稅源。中石油、中石化旗下的28家企業(yè)登上納稅百強排行榜，納稅549.32億元，成為第二大稅源；鋼鐵產業(yè)是第三大稅源，9家企業(yè)上榜百強，它們共納稅134.33億元。

　　“富人納稅”問題再次引發(fā)公眾議論。此次推出的中國私營企業(yè)納稅排行榜上的50家企業(yè)共繳稅12.42億元，僅比“百強”榜上排位第48的國企濟南卷煙廠的12.0087億元略多，而少于排位第47名的中國農業(yè)銀行的12.6034億元。在《福布斯》2002年中國內地100名富豪中，只有4名富豪的企業(yè)進入民企納稅50強；《新財富》雜志今年排出的2002年度中國400名富豪中，也只有12人進入民企50強。更令人驚奇的是，全國各地上報國家稅務總局統(tǒng)計司的私營企業(yè)重點稅源戶共計124家（即年納稅額超過500萬元的企業(yè)），就有40多家不愿意向社會公布納稅情況！中國富豪們在納稅榜上的“弱勢“地位和他們害怕公布自己納稅信息的“脆弱心態(tài)”到底說明了什么呢？

　　為此，《外灘畫報》記者特地采訪了《中國稅務》雜志社社長張木生先生，請他給我們講講中國納稅榜上的慕后思考。

　　稅收增長1個百分點，GDP就增長3個百分點��

　　這一方面說明國家稅收增長快，是好事；另一方面也說明稅收過重，需要大家關注。

　　《外灘畫報》（以下簡稱《外灘》）：這是國家稅務總局計劃統(tǒng)計司和《中國稅務》第三次公布中國納稅榜，請問這次排行榜與前兩次相比最顯著的變化是什么？

　　張木生：這次是針對2002年的納稅排行榜，也是我們第三次發(fā)布納稅排行榜。第一次是在2000年，連續(xù)三年，連續(xù)三屆。我們認為，公共財政信息應該公開化，透明化，這有利于納稅人的知情權，也有利于為進一步建立一個公開透明的、法制化的納稅環(huán)境創(chuàng)造更好的條件。信息透明化是尊重當事人的知情權，也是服務的手段。

　　比起前兩次，這次排行榜反映的最大變化就是國家稅收增長快。從總體上看，這是好事。1994年稅制改革之初時，國家一年的稅收只有3000多億元。今年預計稅收有2萬億元，跟去年相比光凈增量就有3000億元。國家用稅收調控國家宏觀經濟，國家轉移支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

　　但另一方面，我們發(fā)現稅收增加得比GDP快得多，大概是GDP增加一個百分點，稅收就增加3個百分點。這說明稅制還不夠公平，賦稅過重，需要引起公眾的關注和討論。所以公開納稅信息，讓它更加透明很有必要。

　　煙草業(yè)成為第一大稅源說明了什么？

　　稅源結構反映了我國與發(fā)達國家的差距。我國的經濟結構還有進一步規(guī)劃的必要。

　　《外灘》：稅源上有沒有大的變化呢？

　　張木生：稅源上也可以看出來很大變化。我們的含稅GDP進一步證明國家工業(yè)化程度越來越高，二產和三產對稅收的貢獻越來越大了。因為農業(yè)在整個GDP里面只占了14%，中國在縣和縣以下的人還是多數，占10.06億人，但國家從這部分人中得到的稅收只占整個稅收的25%左右。也就是說，75%的需要國家供養(yǎng)的人是在縣和縣以下的范圍，它的稅源確實比較小。

　　《外灘》：這次上榜的企業(yè)里，一些較窮的省份，像云南就有7個煙廠，而浙江、江蘇這樣比較發(fā)達的省份上榜企業(yè)卻相對少。有網友認為這不公平，你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呢？

　　張木生：這里邊有一個特殊的原因，像云南這樣的地方雖然總體經濟比較落后，但它是煙草生產和加工的重要地區(qū)，我們國家的煙稅很重，煙草業(yè)的含稅率很高。另一方面說明我們的經濟結構還需要進一步規(guī)劃。因為煙酒雖然稅收很高，但它顯然不是帶頭產業(yè)，也不是朝陽產業(yè)，經濟結構還有進一步調整和優(yōu)化的必要。

　　《外灘》：就納稅而言，比較理想的經濟結構應該是怎樣的呢？

　　張木生：這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頂尖級的發(fā)達國家像美國，它的制造業(yè)比重越來越小，實物經濟所占的比重也在縮小。而金融產業(yè)、高科技產業(yè)占的比重已經達到72%以上。從產業(yè)的規(guī)律來看，農業(yè)是基礎，制造業(yè)是第二個層次，高于制造業(yè)的對全球發(fā)揮更大作用的是金融，而支撐金融的是高科技。他們以國防工業(yè)、軍火制造業(yè)產生的高科技再向其他領域擴散，高科技產業(yè)居于整個積極結構的頂尖級上。我們要朝他們的方向去，暫時還不可能，還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從稅源結構上能反映我們與發(fā)達國家的差距，有參考和指導作用。

　　按含稅GDP倒算，還漏了三四千億元

　　所有制的界定在我們國家還不是很清楚，這幾千億元稅收最容易被什么樣的企業(yè)漏掉？國企？外企，還是賬目不公開甚至有兩本賬的部分民營企業(yè)。

　　《外灘》：在這次推出的民營企業(yè)納稅50強中，只有張躍先生的遠大集團和不久前被害的李海倉先生的海鑫鋼鐵公司納稅金額超過億元，分別為1.27億元和1.15億元。民企50強總計納稅只有12.42億元。從排行榜統(tǒng)計的情況來看，民企的納稅能力似乎還很“弱小”？

　　張木生：應該說，民營企業(yè)的發(fā)展是很快的，民營化的趨勢是很快的。各個省都發(fā)了各種各樣的文件來鼓勵民營企業(yè)的發(fā)展，已經達成共識。實際過程中也是這樣�，F在，咱們國家國有的、民營的和外資的，基本上達到了各占三分之一的水平，所以民營企業(yè)的發(fā)展一點也不慢。

　　但是反映在稅上，一個就是所有制的界定在我們國家還不是很清楚，比如股份制企業(yè)中，私營占大頭的，究竟歸哪部分，這樣的問題也反映在國有企業(yè)里頭。這個不明確不是法律上的不明確，而是跟各地的統(tǒng)計口徑有關系。一家企業(yè)即使大，但把它分散在好幾個納稅主體中，每個納稅主體的量不是特別高。

　　《外灘》：那排行榜反映的民企納稅情況，除了不能完全概括民企的實際納稅額，外還暴露出偷稅漏稅情況嗎？

　　張木生：這個是肯定的。因為按照我們現在的稅收總量，再根據我們國家含稅GDP倒算，遠遠不止這個數字，稅收應該再多出個三四千億元。這三四千億元是什么樣的企業(yè)最容易把它漏掉呢？恰恰是那些財務、賬務不公開、不透明，甚至是兩套賬的企業(yè)。

　　在這個問題上，應該說國有企業(yè)、外資企業(yè)與合姿企業(yè)都比民營企業(yè)透明度要高，這是一個客觀事實。當然了，要全收干凈，就跟收割麥子一樣是不可能的，雖然我們的征管水平比過去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按照經濟學家估計，國有企業(yè)征收達到了百分之八九十，但對民營企業(yè)的征收估計比這個數字要低一些。漏掉的部分還比較大。所以倒過來算還有三四千億元稅收沒收上來。

　　“中國富豪”為何怕上納稅榜？

　　在之前上了各種排行榜的多名中國“富豪”們紛紛出事后，更多的富豪把上榜看做走近“死亡”的前兆。

　　《外灘》：民營企業(yè)這次只報了50家，只排了50強。這個民營企業(yè)納稅50強和美國的“福布斯”和咱們的“新財富”排行的中國財富400強，基本上是同期公布的。這就有一個對比，有一個說明。在我們國家確實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

　　張木生：“福布斯”公布的和 “新財富”公布的富翁比較一致。這400個富翁人均掌握的財富達到了7.6億元到7.7億元，總計財富達到3000多億元。這些富翁對經濟的發(fā)展應該說有很大貢獻，但是他們過去在稅收上反映并不突出。一個就是他們的稅賦，通過比較，確實比國有企業(yè)等其他所有制企業(yè)經濟成分低。這40多家企業(yè)公開地和各地討價還價，堅決不愿意把他們的納稅信息公布出來，他們覺得這會倒霉，因為過去上“福布斯”榜的許多富翁都跌倒了，他們把這看做一個死亡。

　　我們有一個觀點，富不必仇，稅不可偷，兩點都不可偏廢。首先你的信息都不愿意讓公眾知道，可見你自覺納稅的意識很差。這更說明，加大信息的透明和公開，加大宣傳是必要的。

　　《外灘》：你們公布這個榜之前，他們有沒有來找你們討價還價？

　　張木生：沒有。我們公布的50家，“福布斯”、“新財富”公布的400強中的前50家，真正交稅交得多的只有四至五家，就是上了我們納稅50強排行榜的。就是在這整個400家中，也只有12家交得比較多，排在了我們的榜上。

　　這兩個不對稱反映了信息的不對稱，而信息的不對稱背后反映了透明度不夠。稅賦應該是公開的、透明的，要么就是他們實際上少交了，要么他們是有特殊的原因。

　　現行稅制有待再思考

　　一方面，我們的稅賦過重，很多企業(yè)負擔不了；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企業(yè)總在尋找“避稅”機會。

　　《外灘》：你曾經說民營企業(yè)不愿意也不敢公開自己的納稅信息，請你具體為我們分析一下原因好嗎？

　　張木生：我覺得這有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方面，我們主觀上要依法治國，依法收稅，這是既定的，毫不動搖的。但是現實操作中，我們的征管水平還不是那么高，對稅源的監(jiān)控也不是很現代化。這是從征管角度來看。

　　另一方面，我們的稅制是不是本身也存在什么問題，因為按照我們的稅制是以增殖稅為主，這個稅率很高，生產型的增殖稅達到11%，消費型的達到23%以上，甚至更高。我們的所得稅也很高，企業(yè)所得稅達到33%，個人所得稅累進的也很高，最高能達到45%。

　　以一個發(fā)展中國家來比較的話，我們的稅率基本上達到了比較發(fā)達的國家中上游的水平。而事實上我們國家企業(yè)效益并不是太好，如果完全依法去辦，很可能收得比較苦。所有的企業(yè)如果都一絲不茍地執(zhí)行稅法的話，會有很重負擔。一方面，我們稅比較重，很多企業(yè)承受不了。另一方面，一些民營企業(yè)總在尋找機會“避稅”。尤其是正處于原始積累階段的民營企業(yè)，他們不愿意把自己的稅務公開出來。

　　納稅排行榜的呼喚：公共信息應該公開透明

　　是老百姓知情權的需要，是加強社會監(jiān)督的必需舉措。中國富豪們應該學會生活在這個公共信息公開透明的環(huán)境中。

　　《外灘》：前兩次公布納稅排行榜的社會效應如何？這次公布你們有什么預期呢？

　　張木生：實際效果還是比較大的。因為中國的歷史上還沒有這樣做過。

　　我們第一次公布正好是福布斯公布富人排行榜的時候，馬上引起爭論。人們都在問為什么富人100強和納稅100強排名不相符合？那一次只有5個富豪進入納稅排行榜。社會上輿論壓力很大，當時的總理朱基也提出來富人交稅少的問題。

　　因為這個公布，國家調整了政策，規(guī)定以后民營企業(yè)、私營企業(yè)的開支中，那些不屬于企業(yè)發(fā)展所用去的開支，很明顯是屬于家庭開銷而調走的資金，這一部分要收稅，這一措施為國家增加了很大一筆稅收。但是它也有一定的負面作用，有很多企業(yè)用更隱蔽的方式來逃稅。什么時候大家才會去主動納稅呢？只有到了我交了稅我所承受的社會壓力和我付出的成本大大小于我偷稅的成本，我才會愿意交稅。

　　說到預期目的，我們是這樣的。黨的三個代表，要求理論界“三貼近”。我們政府越來越變成一個陽光的政府，公開、透明、有原則的服務性政府。我們也朝著這個方向做。我們不像第一二次簡單公布后就不說了，我們還根據這個來挖掘公開信息背后的內容�？偟哪康木褪且�讓公共財經信息更加公開透明，滿足老百姓的知情權，加強社會監(jiān)督。同時也為了幫助各個企業(yè)樹立比較正確的納稅意識，習慣于生活在公共信息公開透明的環(huán)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