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22 13:06 來源：
一、財政風險的理論分析
筆者認為，必須從資源配置、社會產品分配、財政資金的具體管理三個層次進行分析，分別研究財政的核心風險、分配性風險和磨擦性風險，才能全面認識財政風險。在整個分析過程中，筆者嚴格假定貨幣幣值完全穩(wěn)定。
（一）財政的核心風險。經濟學研究的是資源配置的科學，資源配置要體現效率的原則；只有社會資源得到了合理配置，社會福利才能實現最大化，才能從根本上為財政的健康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財政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個基本渠道，如果通過財政配置的資源是不合理的，則必將帶來效率損失，筆者認為，這就是根本意義上的財政風險，即財政的核心風險，其效率損失的具體數量就是財政的核心風險的量化指標。
根據現代公共財政理論，財政的核心風險及其量化在理論上是可以推導出來的。假定社會上只有“財政”和“私人”兩者，“稅費”的收取將影響“稅費”繳納者的實際效用獲得能力，“稅費”繳納者將因此產生負效用：“稅費”繳納者在消費財政提供的公共產品的時候，將會獲得效用；當“稅費”繳納者的邊際“稅費”負效用等于其消費公共產品的邊際效用時，祠：會的資源在財政和私人之間的配置達到最優(yōu)化，此時的財政規(guī)模為最佳規(guī)模。財政資金的規(guī)模過大或過小帶來的效率損失，就是財政的核心風險。可以認為，如果財政的核心風險非常小之時，財政總體上就不會有風險；而財政的核心風險比較大的時候，財政的平衡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ǘ┓峙湫载斦L險。在財政部門（指大的財政部門概念，即政府部門）和私人部門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的基礎上，財政部門和私人部門內部也將進行財富的合理配置。財政部門內部橫向和縱向的資源分配造成的效率損失形成財政的體制性風險；私人部門的收入分配格局如果不合理，將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壓力，從而導源于私人部門內部的分配性財政風險。
一是財政部門內部的分配性財政風險由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構成。其橫向風險可以表示為財政行政管理單位和其它各類財政性資金管理單位之間的資金配置關系。財政資金的橫向合理配置，意味著這些財政資金的使用是有效率的，其效率的增加就是財政支出壓力的減少量；反之，就是財政支出壓力的增加量；財政資金的橫向合理配置規(guī)模取決于各個橫向財政資金使用單位職能的合理確定，而且合理的標準是這些單位提供的邊際公共產品效用相等，從而這些單位提供的社會總公共產品的效用實現最大化，相應的財政風險就為0.同樣的道理，其縱向風險表示的是中央和地方財政之間的財力劃分關系；如果財力得不到合理劃分，則會產生資金使用效率損失，這些效率損失必將反映在財政收支的壓力上；中央和地方的財力劃分必須以中央和地方的職能為基礎，由于中央和地方財政資金提供的均為公共產品，而公共產品具有層次性，這又為其職能劃分提供了一個科學標準；凡因為沒有符合公共產品層次性配置縱向財力造成的效率損失，就是縱向風險。這樣就可以計算出財政部門內部分配性財政總風險的實際規(guī)模了。
二是導源于私人部門的分配性財政風險相對比較容易界定。根據N·卡爾多和M·卡萊茨基的分配理論，隨著要素比重的不斷加大，市場分配天然具有不利于社會公平的特點，為了保證社會穩(wěn)定，這就必然要求財政提供轉移支付。由此而帶來的新增財政支出數則為導源于私人部門的分配性財政風險。其具體確定可以通過三個步驟來實現。第一步是根據洛倫茨曲線和基尼系數確定社會的實際公平狀況；第二步是通過收入約束下的社會總效用最優(yōu)化理論，假設社會只有高收入者A中等收入者B和低收入者C三人，在滿足MUA=MUB=MUc（三者的邊際效用最大化條件）時，就可以得到社會合理收入結構；第三步是根據前兩者計算出社會最大的財政轉移支付規(guī)模。值得注意的是，筆者的理論分析只是為國民收入在導源于私人部門的分配性財政風險的推導提供思路，具體的情況遠不會有如此簡單，具體采取何種轉移支付規(guī)模，要根據實際確定標準。
�。ㄈ┠ゲ列载斦L險。由于這一層次的財政風險是在資源配置格局和財政性資金管理體制確定后產生的，因此其產生機理類似機器運行的磨擦損耗，故稱之為磨擦性財政風險。由產生原因區(qū)分，磨擦性財政風險總體上可以分為技術性和社會性兩大類。
一是技術性磨擦風險。所謂技術性磨擦風險是指財政性資金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實際執(zhí)行者出現差錯等原因，導致財政資金管理低效率而使原有的資金規(guī)模難以滿足實際支出需要而增加的財政支出。這主要體現在稅收征收的低效率、財政資金的撥付低效率、財務制度不健全等方面，那些出納和會計人員勾結套用財政資金的案件，筆者認為，均屬于技術性磨擦風險。這一指標可以通過統(tǒng)計分析得出，年度如有變化，結合實際調整也比較方便。
二是社會性磨擦風險。所謂社會性磨擦風險是指由于“設租、尋租”等腐敗方面的原因帶來的財政性資金損耗。和技術性磨擦風險一樣，這一指標可以通過統(tǒng)計分析得出，年度如有變化，結合實際調整也比較方便。
�。ㄋ模┴斦傦L險及其層次關系。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假定財政總風險、財政的核心風險、分配性財政風險、磨擦性財政風險分別為GPFR、PFR1、PFR2、PFR3，則GPFR可以通過建立回歸模型進行測算：
GPFR=a+a1PFR1+a2PFR2+a3PFR3 （1—1）
通過式1—1，我們可以得到GPFR.如果要測算我國這種尚未完全市場化國家（實際上完全市場化只是一個理想而已）的財政總風險，可以將國有企業(yè)、國有銀行、外債等財政或有負債的因素假設為PFR4，則我國的GPFR可以表示為：
GPFR=a+a1PFR1＋a2PFR2＋a3PFR3＋a4PFR4 （1—2）
根據式1-1和式1-2，我們又可以提出一個重要工具或理論，即財政風險的層次組合：設：
Ro=PFR1——（1—3）
R1=b+blRo+b2PFR2——（1—4）
R2=c+c1R1＋c2PFR3——（1—5）
R3=d+d1R2+d2PFR4——（1—5）
以上等式的參數可以在實際建立模型中確定，這并不影響其可以確定財政風險的層次關系及其相互之間的量的關系的功能。財政風險的層次組合，在實際運用中具有三個優(yōu)點：
一是可以提供一個比較簡潔的財政風險表達式。成熟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體現在其概括性方面，財政風險層次劃分的簡潔特點，使之便于在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中廣泛使用，正如“貨幣層次論”關于Mo、M1、M2、M3等的劃分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運用一樣。
二是為財政風險的分析提供一個操作性較強的工具。現有的財政風險指標體系中，寬口徑風險的內容比較雜亂，窄口徑風險的內容則過于簡單，理論上又說不通。而以R0、Rl、R2、凡來劃分財政風險，則既可以從總量上把握財政風險，又可以比較準確的確定風險的所在區(qū)域，也可以根據需要比較方便地進一步確定財政風險的子區(qū)域，各個風險的質和量之間的關系也清楚明了。
三是使防范財政風險政策的制定變得更具可行性。由于財政風險的總量及其具體分布比較清晰，因此，防范財政風險的政策就可以“有的放矢”或“對癥下藥”了，政府制定的復雜性就可以因此大大簡化，“空調”、“誤調”等政策風險也可以因此大大減少。
二、對財政風險理論的實證分析
筆者在分析我國已有的財政風險觀點的基礎上提出的財政風險理論（以下簡稱“理論”），是否真正的具有說服力？筆者現從我國的實際出發(fā)，對“理論”進行初步的實證分析。
（一）對我國財政核心風險的實證分析。在實證分析開展之前，有必要對使用什么指標分析效率加以推導。一般認為，充分就業(yè)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率是一個最接近資源最佳配置的指標，但在我國的國民經濟統(tǒng)計資料中，還沒有充分就業(yè)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率這一指標，而比較相近的是GDP增長率；那么，是否可以用GDP增長率來代替充分就業(yè)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率？筆者認為，充分就業(yè)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率是一個理論數據，一般是無法達到的，其中相差一個潛在GDP增長率：
潛在GDP增長率=充分就業(yè)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率—實際GDP增長率
潛在GDP增長率越小，則實際GDP增長率就越接近充分就業(yè)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率，此時的實際GDP增長率就越大�？梢�，GDP的實際增長率是衡量效率好壞一個較好指標（大躍進那樣的局部年份指標不可�。�。實際GDP增長率越高，效率就越好，財政的核心風險因此就越小。
一是對我國的財政核心風險的實證分析。把我國經濟分為計劃經濟時期（1952—1978）、改革開放第一階段（1979—1997，此階段我國市場格局為求大于供）和改革開放第二階段（1998—2002，此階段我國市場格局為供大于求），三階段我國的平均GDP增長率分別為6.65％、10.5％、8.81％�？紤]三個階段基數不斷加大，前后相同的GDP增長率，后階段比前階段的效率是更高的。我國的GDP增長率表明，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不斷加快，我國的GDP增長率不斷接近充分就業(yè)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率，資源配置不斷合理化，效率不斷提高，因此，可以認為，我國財政的核心風險在不斷降低。
這一結論是比較有說服力的。在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國民經濟雖然有一定發(fā)展，但發(fā)展比較慢，財政風險應該說是比較大的，因為此階段的財政收支雖然是平衡的，但這種財政平衡是消極平衡，其中隱含著巨大的真實財政赤字，一旦要由財政支出正常滿足這些需要，財政將出現巨大赤字。由于GDP規(guī)模小，1978年我國的銀行儲蓄存款余額僅為405億元，因此，此階段的財政赤字一旦公開化，則財政無法依靠舉債來保證，財政沒有任何回旋余地，因此，財政風險很大的結論是完全成立的。1979—1997年我國實施了放權讓利的財政政策，政府過大的財政規(guī)模壓縮下來了，但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長、各項事業(yè)也發(fā)展很快，而且很大程度上消化了1978年前的“隱性赤字”，而且1997年的國內外債務余額只有2476億元，只占GDP的3.38％，規(guī)模并不大，因此，這階段我國的財政風險相對前階段小多了，這一結論是完全可信的。1997—2002年，我國出現市場供大于求的態(tài)勢，我國積極調整資金配置格局，增加財政支出，確保了GDP的高速健康增長，2003年1月，我國居民存款余額達到9.8萬億元，5年增加的儲蓄存款余額相當于前48年增加存款余額的113％，全社會的各個“瓶頸”已經基本消除，國債成為社會的熱門投資品種，財政的回旋余地大大增加，因此，根據“理論”得到的我國此階段的財政風險更小的結論，是結合實際的。
二是對我國分配性財政風險的實證分析。根據“理論”分析，三個階段的導源于私人部門的分配性財政風險呈逐步擴大的趨勢，財政部門內部分配性財政風險則總體在縮小。在導源于私人部門上的分配性財政風險方面，1978年前我國在分配制度上實行的是平均主義，洛倫茨曲線接近絕對平均線，但1979年以后，我國的收入分配中的貧富差別越來越大，2001年我國政府公布的基尼系數為0.45，出現了“20％的人占有80％的社會財富”一說。這在財政支出上有比較明顯的反映，1978年我國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為78.1億元，但2002年這一支出則達到了1362億元，增長16.4倍，而且我國個體、私營、集體、“三資”企業(yè)等所有制企業(yè)和農村9億農民還沒有得到社會保障，保障覆蓋率不足5％，可見“隱性”的社會保障支出缺口還很大，這就造成了巨大的財政支出壓力，我們由此可以得出我國財政風險越來越大的結論，“理論”的結果比較符合我國目前的實際。在財政部門內部的分配性財政風險方面，我國橫向分權和縱向分權，導致預算外和體制外支出越來越大，2000年的預算外資金達到了3826億元，比1978年的347億元增長10倍，這保障了我國各個部門和地方的基礎設施等公共支出更加有效率，目前我國的水、電、路、機場和基礎產業(yè)“瓶頸”的基本消除乃至出現了暫時過剩，這使我國的財政壓力大大減輕，這與改革開放前我國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可見“理論”的分析是有說服力的。
三是對磨擦性財政風險的實證分析。根據“理論”分析，我國目前的磨擦性財政風險總體比較大，控制也比較困難。在技術性磨擦風險方面，據保守估計，我國的稅收征收成本為5％，而日本和美國只有2％，我國如果能夠達到美日的平均水平，則每年可以減少財政支出500億元以上；財政及財務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形成的財政損失的比率也比較大，財政支出管理的效率比稅收征收不會高，雖然沒有可以引用的統(tǒng)計數據，但可以肯定這一財政損失不會低于稅收征收�？梢�，“理論”的預見是有效的。
三、若干結論
根據“理論”對我國財政風險的實證分析，筆者得出了如下結論和建議：
一是我國財政的核心風險比較小但要相機調整政策。改革開放以來，分析表明，我國的市場化趨向的經濟政策具有較高的效率，應堅持市場化改革并適時完善宏觀經濟政策，以便從根本上防范財政風險。在財政資金配置上，目前財政資金的效率相對較高，因此要繼續(xù)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發(fā)行經濟建設國債；但隨著市場逐步啟動、財政資金效率的逐步下降，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力度要逐步減少，即要相機“淡出”。
二是我國體制性財政風險是我國目前財政風險的核心所在，要著力加以控制。在體制性財政風險中，我國的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問題是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否則在財政上表現出來的風險將十分巨大，這必須引起決策部門從戰(zhàn)略的角度加以重視，以免出現戰(zhàn)略性失誤；相對于預算內資金而言，我國目前的預算外和體制外資金的效率是比較高的，對預算外資金主要是要規(guī)范管理，通過財政、法律等各個渠道進行監(jiān)督，以提高其效率和防止資金被濫用。對規(guī)模龐大的或有債務，要注意加大改革力度，如加快國有企業(yè)、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革步伐，通過市場的辦法來消化這些潛在的財政風險。
三是我國的磨擦性財政風險比較大，需要通過政府機構改革來解決。稅收征收的低效率和財政支出的低效率，必須走減員增效和加強制度建設的辦法來解決；必須通過依法理財和加快廉政建設的辦法，從根本上解決我國財政的摩擦性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