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制度變遷的一般理論

　　既然經濟效率與不同的制度安排相關，要提高效率必然要研究制度安排的變遷。如果說前四章是從經濟效率、收入分配的角度靜態(tài)地考察制度理論的話，那么從第五章開始將用同樣的角度動態(tài)地考察制度變遷的一般理論。

　　第一部分是一般性地分析制度變遷的動力、內在機制。制度變遷的動力是個人期望在現(xiàn)存制度下獲取最大的潛在的外部利潤。只有當潛在利潤超過預期的成本時，一項新的制度安排才會被創(chuàng)新。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制度與組織之間連續(xù)不斷的相互作用，是制度變遷的關鍵之點。

　　第二部分分析了制度變遷的具體過程以及影響制度變遷的市場因素。制度變遷是對構成制度框架的規(guī)則。準則和實施機制的結合所作的邊際調整。

　　相對價格或偏好的變化，會改變個人在人際互動中的激勵約束條件，會改變個人在現(xiàn)有的制度狀態(tài)下的利益分享。當人們發(fā)覺改變現(xiàn)有的規(guī)則會使自己或他人處境改善時，就會有人投入資源要求對現(xiàn)有的規(guī)則重新談判，從而改變舊的規(guī)則，形成新的規(guī)則。當沒有一個人或組織能夠從對重建規(guī)則的資源投入中獲利時，制度就會穩(wěn)定下來，即形成均衡的制度。但是，由于正式規(guī)則和非正式規(guī)則的變遷方式不同，所謂均衡的制度只能是一種局部均衡。隨著某些外生因素的變化，如人口增長、產品和要素的相對價格、技術和市場規(guī)模的改變，制度安排的某種初始的均衡會受到沖擊，進而會影響資源配置的結果。正因為均衡是局部的，所以制度總是要變遷的。

　　最后分析了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制度變遷能否成功，或者說制度變遷的路徑取決于兩個因素的制約：一是復雜的、信息不完全的市場，二是制度在社會生活中給人們帶來的報酬遞增。這兩種因素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fā)展中得到自我強化。當制度在現(xiàn)實生活中找到了這種有效的自我增強機制時，制度的變遷本身也就標志了人們的收入遞增在廣泛的范圍內發(fā)生了，制度的變遷不僅得到了支持和鞏固，而且能在此基礎上一環(huán)緊扣一環(huán)，沿著良性循環(huán)的軌跡發(fā)展，即出現(xiàn)所謂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軌跡：相反，當制度不能在現(xiàn)實生活中找到上述自我增強機制時，制度的變過也就意味著人們的收入不能普遍遞增，制度在現(xiàn)實生Ic活和經濟發(fā)展中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制度的變遷就容易朝著無效或不利于產出最大化的方向發(fā)展，結果制度的變遷陷入鎮(zhèn)定（Lock－in）的困境。這種制度變遷的性質解釋了時間和歷史因素在制度變遷過程中的作用。

　　然而把預期凈收益超過預期成本看作制度變遷的動因的比較樂觀的制度變遷理論，卻長期以來一直不能回答這樣問題，即既然有效率的產權制度變遷能夠把資源配置到價值高的地方去使用，促進經濟增長，那么為什么現(xiàn)實生活中還有很多無效率的產權制度安排持續(xù)存在呢？人們?yōu)槭裁床贿x擇有效的產權制度安排明？顯然，制度安排的不僅與經濟效率有關，而且，與收入分配有關，因為任何產權制度的變遷都意味著收入分配的重新安排，都會不同程度地影響經濟效率。因此，為了更好地理解產權安排、產權變遷及與之伴隨的不同的經濟績效水平有必要對產權簽約行為背后涉及收入分配沖突的政治談判的細節(jié)的詳細地考察。

　　第六章產權制度變遷與收入分配

　　本章將放松零收入效應的假定，進一步深入考察收入分配沖突對產權制度安排變遷的影響，并用經驗案例加以驗證。在產權的調整與變化中，除了相對價格和個人偏好等因素外，政治家的作用，既得利益集團之間政治力量的對比與較量等政治參數(shù)在很大程度上對產權制度的變遷起著重要作用，進而會不同程度地影響資源配置效率。

　　第一部分介紹了國家的起源及國家統(tǒng)治者的偏好。因為法律對產權制度的安排是由政治制度決定的。擁有最高政治決策權的統(tǒng)治者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產權制度變遷的方向和性質。因而，不了解國家的特征及國家統(tǒng)治者的偏好，就無法解釋產權制度的穩(wěn)定與變遷。而不同的產權制度安排又規(guī)定了不同的收入分配方案，因此，決定產權制度變遷的國家統(tǒng)治者的私人凈利益必然會對收入分配格局產生重要影響，進而影響了有效率的產權制度的選擇。國家的統(tǒng)治者在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時所面臨的競爭約束和交易費用約束是造成無效率的產權的關鍵。

　　第二部分深入考察政治談判與產權制度的變遷。產權制度的變遷既是一個集團內部私人權利索取者之間為采納或改變有關財產使用和配置的集團規(guī)則與習慣而進廳的談判過程，又是私人權利索取者、政府官員、政治家和法官之間為實施或改變比較正式的財產法和行政裁定而進行的院外活動和政治協(xié)商過程。對于產權變遷的討價還價的政治談判結果不僅取決于相關的競爭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政治力量對比，而且取決于在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相關財富（收入）分配以及現(xiàn)有的分配規(guī)則是否與他們的需要融合。在產權制度變遷的政治談判中，談判各方將以最大化自己在總收益中所占份額來影響最終的產權變遷。每個人都有動機從收入分配格局的改變中獲得盡可能大的份額。但由于產權的排他性，并非所有人的需求都能得到滿足。另外完善的單邊補償支付方案很難設計，也不大可能是政治談判過程的結果，因此，一些當事人可能會看到由于所提出的制度的變化使自己的境況會變差，另一些人也不會獲得理想中的份額。因此在產權的配置和變遷中所出現(xiàn)的這些分配問題將必然成為充滿爭議的動因，也就是說，收入分配沖突對產權制度變12

　　還有著重要的影響。由于產權變遷中存在眾多的競爭團體與潛在的沖突，產權制度的變遷會出現(xiàn)時滯。

　　第七章制度安排及其變遷理論的評價與啟示

　　在前面考察和研究的基礎上，本章對新制度經濟學在總體上作一概括性的評價并指出它給我們的一點啟示。

　　首先是評價新制度經濟學對西方經濟學的貢獻及其局限性。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批判地繼承新古典方法論成果的基礎上產生和發(fā)展的。（1）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為研究制度及其變遷理論提供了可資利用的方法論基礎。（2）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概念的提出，即交易費用概念的提出及其一般化，為制度及其變遷理論在不同領域的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做出了巨大貢獻。（3）新制度經濟學找到了觸及經濟學的核心問題——資源配置問題的方法。制度及其變遷理論，借助于交易費用的概念，不僅說明了不同制度條件下的資源配置，而且解釋了達到資源有效配置的行為過程。這樣一來，不僅擴展了經濟學理論研究的范圍，而且實現(xiàn)了經濟理論分析重心的轉移，從而使經濟學成為它“本來應該是的那種經濟學”。

　　然而，新制度經濟學從制度角度在對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所做的批判和繼承，使得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僅僅（或主要）用于研究資源配置問題。

　　而制度安排對收入分配影響這一古典經濟學中的主要邏輯線索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這不能不說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不足。

　　為此，如何把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工具用于研究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所強調的主題，即制度如何影響或決定收入分配問題，并嘗試勾勒出一個制度安排如何影響收入分配的理論框架，來解釋馬克思理論中所遇到的問題和中國經濟體制轉軌前后收入分配格局及其變化，是本文最后想做的一個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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